凱恩斯主義與充分就業

　　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5）一書中指出，如果對私營部門完全放任自流，這部分經濟有可能在遠低於生產潛能水平線的位置達到相對活躍狀態，其結果是無法實現充分就業。他認為沒有任何自動調節機制可以保證一個合理的支出總額，以使那些想就業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他反對當吸引雇主招募更多的員工。與此相反，凱恩斯認為低工資意味著更低的消費水平，企業家則會進一步削減產量，導致更高的失業率。

　　凱恩斯進一步與主流經濟學劃清界限。他認為如果政府能適當地利用支出和稅收槓桿，就可以調節總需求水平（即經濟中的總消費水平），那麼即使不能完全解決就業問題，也可以把失業率降到非常低的水平。凱恩斯深知，如果總需求超出經濟實際生產力，那就有可能出現通貨膨脹的風險。政府所要做的就是通過調控，避免總支出過高或過低。

　　凱恩斯主義的基本觀點是：面對過高的失業率，政府應當支出比稅收更多的資金，以期刺激經濟；而面對通脹壓力時，則應反其道而行之。隨著時間的推移，預算盈餘（支出減稅收為正）和預算赤字（支出減稅收為負）將實現平衡，國家債務亦可保持相對穩定。當然，這僅僅是個理論。直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在大批經濟學家和政界人士的共同支援下，這一理論才被許多疲於應對充分就業問題的西方國家政府所採納。戰爭期間，在政府支出長期處於歷史高位的情況下，這些國家終於嘗到了充分就業的甜頭。以上事實也成了各國證明凱恩斯主義正確性所需要的全部證據。

　　威廉-貝弗里奇的《自由社會的全面就業》（1945）一書十分有效地傳播了凱恩斯對失業問題諸多來源的解釋及相關對策。英國戰時聯合政府運用了凱恩斯主義的方法大力推行充分就業政策。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政府也作了類似的努力，緊接著加拿大政府於1945年發佈了白皮書，而美國政府盡管有所保留，依然出台了《1946年就業法》。“充分就業”後來還寫入了聯合國憲章。

　　需要註意的是，凱恩斯主義問世之前，人們普遍認為政府有能力為經濟的良好運轉創造條件，但很難直接降低失業率。典型政策有：限制包括工會在內的壟斷權力、降低關稅、保護私有產權、確保稅收和利率維持在較低水平。此外，還包括開展公共教育，以期培養一支訓練有素的就業隊伍。經過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檢驗，這些政策始終無法解決充分就業及類似的問題。盡管如此，在凱恩斯主義到來之前，上述政策已經算是上上之選了。“二戰”後出現的新局面是，政府認為自己擁有了一套掌控經濟的工具，可確保年年實現或接近充分就業。將近25年過去了，事情一直在按期望的那樣發展。1960~1972年間，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失業率遠低於6%的水平線，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凱恩斯主義指導下的政府干預。

　　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中期為止，凱恩斯主義可謂無懈可擊。70年代，隨著石油價格飛漲，經濟停滯（高失業率）和通貨膨脹同時發生，一個新的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是美國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其後貨幣主義為政府所採納，它們認為當務之急是對貨幣供應量（存在多種定義）加以控制，並推行穩健的財政政策。事實上，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都沒有就滞脹問題提供答案。貨幣主義政策的運用，以及財政緊縮和對預算平衡的倡導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頂峰。加拿大是這場運動的領導者，經合組織預計加拿大將是七國集團里唯一能在2006年和2007年實現盈餘的國家。然而今天，貨幣主義的光環正在逐漸褪去。宏觀經濟政策開始更加註重實效，而不再拘泥於意識形態。中央銀行負責管理貨幣供應和利率以保持低通脹，而金融部門推行的財政政策（即調控稅收和支出），從廣義上講和凱恩斯主義路線一致，只是改為將“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作為政策目標，而不再是充分就業。

本文摘自《不依賴增長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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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兩個世紀以來，經濟增長被廣泛認為是治療現代社會各種主要經濟疾病的靈丹妙藥，包括貧窮、失業、污染、環境惡化等。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之一的GDP也越來越多地被人提及。我們不僅認為經濟增長有好處，而且幾乎認為是必需的——增長提升了億萬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長為解決我們所遇到的一切問題提供了資金來源，然而，經濟增長果真越快越好嗎？換言之，GDP果真越高越好嗎？對一些強調經濟增長的國家而言，將經濟高速發展作為首要選擇能給人民帶來最大的利益嗎？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經濟增長無法成為全世界長遠選擇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