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難題，吃到生魚（1）

　　兩天後，我接到Google的招聘負責人麗莎的電話。她問我願不願意跟公司管理團隊中的另外幾個成員談談。我說可以，於是去跟他們見面了。負責銷售業務的臨時副總裁斯科特-愛潑斯坦祝我好運。他之前曾建議公司投入幾百萬美元開展一項廣告計劃，而這項計劃並沒有被拉里和謝爾蓋接受，之後他就面臨著卷鋪蓋走人的命運。負責工程事務的副總裁烏爾斯-霍澤爾熱情地跟我打招呼，他建議我不要像他身後那只正大聲喝水的大狗Yoshka旁邊的咀嚼玩具一樣，躺在地闆上一動不動。奧米德-柯德斯塔尼剛剛進入Google，負責產品銷售與企業發展。我把美國在線貶得一無是處，盡管他以前就在那里工作，但是他絲毫沒有介意。

　　聊過之後，辛迪把我帶回到會議室，在那里等著見謝爾蓋，我一點兒也不緊張。謝爾蓋出生在俄羅斯，年齡大約正處在最愛穿T恤衫的那個階段。我在俄羅斯生活過，還能說點兒俄語。我有一些俄羅斯朋友，很喜歡他們的黑色幽默和憤世嫉俗的觀點，以及那種慣於諷刺的表達方式。我有種異乎尋常的自信，覺得這次面試會很不錯。說不定謝爾蓋正要找個導師呢？我想象著我們兩個喝著產自西伯利亞的伏特加，共同為我們的成功和彼此的健康幹杯。

　　謝爾蓋出場了，一身曲棍球運動員的行頭：運動短褲、T恤衫、旱冰鞋。顯然，他剛做過劇烈運動。我以前就知道不打領帶的妙處，但他又把非正式辦公提到一個新高度。我坐回座位上，接著拍打皮球，感覺是那樣放鬆，以至於不小心拔下了球上的氣門芯，球里的空氣嗤嗤地跑出了一大半，謝爾蓋覺得很好玩。他仔細看過我的簡歷，然後開始向我提出尖銳的問題。“你做過最有效的促銷是什麼？”“你用什麼方法衡量促銷效果？”“你做的是哪種病毒式營銷？”“你的課程加權平均分（GPA）是多少？”直到提出最後這個問題之前，我一直都是對答如流。現在我怔怔地看著他。

　　“我的GPA?”自從1981年拿到文憑以來，我還真的再沒有想過課程加權平均分的事呢。由於我的母校允許我們自願多選課程，而且成績只有及格/不及格兩個選項，我還真不敢確定自己的課程加權平均分是多少。我笑了，以為謝爾蓋在跟我開玩笑。但是，等我到Google上班以後，人力資源部門的工作人員一直催著我提供大學成績單和大學入學成績（SAT）時，我這才知道，那是Google公司具有重要意義的經典做法。大學入學成績是對智力能力的度量，大學課程加權平均成績代表了發揮智力潛能的執行能力。單憑這兩個成績數據，就可以大致推斷一名員工今後對Google公司貢獻的大小。

　　謝爾蓋希望把每一個決策簡化成一個公式，這在後面幾年讓我遭受了相當多的挫折。盡管這迫使我規範約束自己的思考方式，但是也有悖於一個我深信不疑的道理：無論怎樣用心推導，有些東西總是沒有辦法用算式來表達的。

　　“就我們這種規模的公司來說，你認為我們用於市場營銷的花費該是多少？”謝爾蓋問我。根據他前面提出的問題，很容易猜到他想聽什麼。

本文摘自《Google傳》

---

　　 Google的企業宗旨“不作惡”是如何來的？為什麼拉里和謝爾蓋有能力吸引矽谷中首屈一指的風險投資公司支援他們？浏覽器工具欄競爭中，微軟和Google掀起了秘密決戰，最後勝敗如何？當微軟公司宣稱“我們要麼買下你們，要麼就滅掉你們！”時，Google又是如何逃過一劫？
　　這是一部最詳細、最全面、最真實地記錄一家偉大的互聯網公司發展歷程的書。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到拉里R26;佩奇是個很強勢的家伙，他火熱的激情要說明全世界不再浪費時間。拉里喜歡削減一切不必要的開銷，不過在成本控制方面，不折不扣地把節儉才智發揮到極致的還是謝爾蓋。在意大利米蘭，他為了節省50美元，而不願意選擇乘坐出租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