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阿蒙森還是斯科特？（2）

　　不同於斯科特，對於不可預見的事件，阿蒙森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並作好了充分的準備。在設立補給站時，阿蒙森不僅用旗幟標出了主補給站的位置，而且還在其兩侧數英里的地方按里程遞增的方式插了20根黑色尖旗（在白雪的映衬下顯得格外醒目）；這樣一來，即便在返程時因風暴而偏離方向，他也可以在超過10公里的範圍內找到一個目標。為提高返程的安全系數，在行進的過程中，他每隔1/4英里就會放置包裝箱的一些邊角料作為標志，而每隔8英里則會插一根黑旗。與之相對的，斯科特只是在主補給站插了一根旗幟，而且在路上也沒有作出任何標志；如此一來，一旦偏離了方向，他面臨的將會是大災難。阿蒙森為5人的探險隊準備了3噸的補給品，而斯科特17人的探險隊卻只準備了1噸的補給品。在抵達南緯80度並向南極目的地最終挺進時，對阿蒙森探險隊來說，即便是錯過所有的補給站，他們所攜帶的補給品仍可維持100英里的行程。而斯科特則不同，所有的補給品都已經處於即將耗盡狀態，所以他們錯過任何一個補給站都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一個凸顯兩人策略區別的細節是：作為關鍵的海拔測量設備，斯科特只帶了一支溫度計，所以在不慎打碎後，他“大發雷霆並造成了嚴重後果”；而阿蒙森則帶了4支溫度計，以防出現意外事件。

　　阿蒙森並不清楚擺在他面前的是一條什麼樣的路。他並不了解準確的地形、山口的海拔，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種障礙。他和他的探險隊可能會遭遇一系列的不幸事件。然而，對於整個行程，他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以確定途中可能出現的各種重大事件和隨機事件，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它們的影響。他假定他們可能會被困在某個地方，並作好了應對這種情況的準備；他甚至還做好了應急方案，以便在他出現意外時，探險隊能夠繼續前行。而斯科特沒有作任何準備，只是在他的日志中抱怨運氣不佳。“就天氣而言，我們的運氣太差了。”斯科特在他的一篇日志中寫道。而在另一篇日志中，他又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我們遭遇了太多的厄運……運氣是一個多麼重要的因素啊！”

　　1911年12月15日，明媚的陽光灑在廣袤的白色大地上。伴隨著輕微的侧風和零下10攝氏度的氣溫，阿蒙森最終抵達南極。他和他的隊友在那里插上了挪威的國旗——這面旗幟一插上便“迎風展開”，並將這片高原奉獻給挪威國王。然後，他們立即行動起來。他們搭建了一頂帳篷，並留下了一封寫給挪威國王的信，對這次探險活動的成功進行了描述；阿蒙森在信封上留下了地址和探險隊隊長斯科特的名字（他認為斯科特及其探險隊將會成為第二批抵達南極的人）。他之所以這樣做，就是擔心自己的探險隊在歸程途中遭遇意外。但他沒有想到的是，當時斯科特的探險隊正在人拉雪橇的前行途中，整整落後他們360英里。

　　一個多月後，即1912年的1月17日，下午6點30分，斯科特看到了阿蒙森插在南極的挪威國旗。“這是一個糟糕的日子。”斯科特在日記中寫道，“更令我們失望的是4到5級的頂風，以及零下22攝氏度的氣溫……偉大的上帝啊！這真是一個鬼地方，我們費盡千辛萬苦，卻未成為最先到達的人，這對我們來說太糟糕了。”在同一天，阿蒙森早已北向前行了近500英里，距離南緯82度補給站僅有8天的行程。斯科特折回向北行進，此時距離大本營還有超過700英里的行程，而他們採用的是人拉雪橇的方式。當時適逢季節變化，天氣狀況變得更加惡劣，風越來越大，氣溫越來越低，而補給卻越來越少，他們不得不在冰天雪地中跋涉前行。

　　阿蒙森及其探險隊在1月25日安全抵達大本營，而這一天也正是他當初所計劃的那一天。在耗盡了補給之後，筋疲力盡的斯科特在3月中旬被困，進而陷入絕望。8個月後，一支英國偵察隊在一個凄涼的、大雪覆蓋的小型帳篷中發現了斯科特及兩名隊員的屍體，而這里距離他們的補給站僅有10英里之遙。

本文摘自《選擇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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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卓越》不同於柯林斯先前的著作，這是因為它的關註重點不僅僅在業績表現上，還在時下領導者所面臨的不穩定的環境類型上。基於超過20人的研究團隊，柯林斯和漢森對那些在充滿巨大力量和急劇變革——這都是領導者所無法預測或控制的——的環境中取得卓越成就的公司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頗具爭議性，亦讓人感到吃驚。比如，最優秀的領導者並不比對比組公司的領導者更具冒險精神、更具遠見或更具創造性；他們更恪守紀律，更註重實證驗證，更為焦慮。
　　在一個混亂的、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創新本身並不是一張王牌，更重要的是適度創新的能力和將創造性與紀律相結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