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發展的思考：一個有關進展、波折、熱潮和流行的故事（1）

　　瑞士語言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在1913年他去世前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立了語言學的一個分支，稱為“結構語言學”。他可能會驚訝地看到，隨後與“結構主義”（structualism）一詞相聯繫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如此衆多。他的目標是制定一種思維方式和分析方法，重點研究大型系統（如人類語言和文化習俗）的最小組成元素的關係和功能。具體而言，索緒爾的語言研究的焦點並不是說話本身，而是使語言運行的基本規則和慣例。他常說，他主要是“關註深層次結構”，而不是表面的現象。他的興趣在於語言的基础構造，這對於所有說話者而言都是共通的，而且在無意識層面上發揮作用。他的研究是相當成功的，留下的思想遺產為該領域的許多發展奠定了基础。

　　其他領域的研究人員跟隨他的腳步，擴展了結構主義的傳統意義。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為結構分析指定了四個標準：第一，它會檢查文化現象背後無意識的運行基础；第二，它將基础元素作為“相關的”，而不是獨立的實體；第三，它考察整個系統，而不是單個元素；第四，它提供一般的法則解釋現象背後的組織模式（Levi-Strauss，1963）。

　　結構主義一詞出現於經濟學領域，是在奧地利經濟學家保羅-羅森斯坦-羅丹於1943年發表了一篇非常有影響力的論文(Rosenstein-Rodan，1943)之後。他當時所關心的問題並不是像中國、尼日利亞、巴西這樣的貧窮國家所面臨的困難，而是“東歐和東南歐的工業化問題”——這篇論文的標題。該文指出，發展的良性循環根本上取決於單個企業層次上的規模經濟與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具體而言，只有當市場規模足夠大，從而現代生產方式的生產率優勢能夠補償更高的工資時，現代生產方式才會比傳統方法更有效率。然而市場規模本身卻取決於現代生產方式的採用程度。因此，如果一開始現代生產方式能夠以盡可能大的規模被採用，那麼經濟發展過程就將實現自我加強和自我持續；反之，經濟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滯。這篇論文引起了很多類似想法的呼應，這些理論之後被稱為經濟發展的結構主義方法。

　　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在多篇有著相似理論基础的文章中堅定認為，低收入小國面臨的問題其本質從根本上不同於那些工業化大國。由此，他們試圖在更廣泛的結構主義知性倫理中為經濟學定位，拒絕社會理論中的簡化和還原方法。通過研究塑造人類選擇的約束（而不是選擇本身），他們確定了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遲緩的三個相互關聯的結構特點：盡管發展中國家與發達經濟體的工資存在很大差距，但在世界舞台上它們不可能相互競爭；發達國家傾向於建立貿易壁壘來保護自己的市場，限制低收入國家出口；發展中國家生產活動對於進口資本設備的依賴。

　　正如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所說的至少有“看黑鳥的十三種方式”，早期的經濟學中的結構主義也有很多種研究方法。一些評論家認為，史蒂文斯這首詩的結構不僅是要呈現一種獨特的文藝美學，還要對讀者對不同主題的思考方式提出質疑。通過在13節詩中反复使用象徵性的黑鳥，詩人引導我們進行自我追問。同樣，經濟學的結構主義不僅是要用明確的理論闡述如何理解窮國，還為挑戰有關這一問題的傳統思想提供啟迪。事實上，並沒有一種全面的綜述可以公正地評價包羅萬象的“結構主義”經濟思想。因此，下面的幾段話只是讓讀者一覽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並從中得出一些共同的主題。

　　經濟結構主義最終成為一個幾代具有不同意識形態傾向的研究者和思想家分析的廣泛主題。他們試圖系統地研究在二戰後的特定歷史和理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各種問題。他們的著作產生的背景是凱恩斯主義干預經濟學說的興起，蘇聯國家計劃的經驗（當時似乎取得了豐碩成果），許多前殖民地國家的政治獨立，以及新的民族主義政府渴望以建設現代化的新國家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由羅森斯坦-羅丹的作品所帶動的學術傳統發展為三個相互重疊的階段(DuttandRos，2003)。盡管存在分歧，這些第一代的結構主義經濟學家（在這本書中也被稱為“舊結構主義”）認為：正是由於發展中國家市場中的結構剛性和協調失靈，現代先進工業無法自動發展起來。這一市場失靈的主題就成為二戰後出現的“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它認為，由於市場包含內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政府必須在加速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強有力的輔助作用。當時許多發展經濟學家都支援政府通過推動工業化進程、直接配置資源進行投資、為搶占“制高點”而在大的現代化工業部門建立公有制企業等方式來克服市場失靈。

　　第一階段是從1945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這一階段強調：窮國的特點是低儲蓄、低投資率和高人口增長率。而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規模經濟和外部效應帶來的市場失靈（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3）。這一組的其他代表性學者強調這些國家的二元經濟性質，即存在一個巨大的維持生存的農業部門，它具有幾乎無限的勞動力供給；此外還有一個非常小的現代工業部門（Lewis，1954）。

本文摘自《繁榮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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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發展自己的經濟？對這一問題的大多數回答都聚焦於富裕國家應該對貧困國家提供哪些說明。在本書中，作者將關註的重點放在了發展中國家能夠為自己的經濟發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國都在探索並嘗試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案通常是來自於想象而非實踐，實際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作者通過借鑒歷史和實踐經驗，結合經濟學分析，為我們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具體實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