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貧富之謎（1）

　　從秦始皇和他的長城，到埃及法老和他們的金字塔；從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和他的所有城市，到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和他豪華的宮殿，世界上的政治領袖經常痴迷於通過政治上的勝利和基础設施的修建，或許還有人民的生活改善，來展現他們的偉大。但直到18世紀末知識分子和學者們才開始系統地思考經濟增長的戰略。

　　一位沒有經過任何經濟學訓練的蘇格蘭道德哲學家為現代經濟學設定了方向，並為研究者們解答了一個可以說是在公共政策領域最為根本的問題：增長、工作創造和減貧的處方是什麼？事實上，自從亞當-斯密在1776年開始探尋財富創造的秘訣起，經濟學家們就表現得像推理小說中的偵探一樣：想象理論，探索假說，查證事實，追蹤證據，跟隨線索。他們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經歷了很多失望。

　　大部分的研究進展在於識別出高增長和低增長的國家之間在初始條件、政策和制度變量上的系統差異。但在可操作的政策槓桿方面，很多研究仍然停留在猜測階段。事實上，在斯密完成開創性工作後的200多年里，經濟增長對於很多人而言仍然是一個“謎”；對於其他人而言，用赫爾普曼(ElhananHelpman)和埃斯特利(WilliamEasterly)的隐喻來說，經濟增長則是“難以捉摸的求索”。

　　被羅斯託(WaltRostow)稱為“第一個現代經濟學家”的大衛-休谟(DavidHume)，將經濟分析置於其對“人類條件”分析的中心位置。他提出的一些概念被認為“對增長的動態特徵形成了合理且連貫一致的理論”。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l)、大衛-李嘉圖(DavidRicardo)和阿林-揚格(AllynYoung)也跟隨著他的腳步，著迷於對經濟增長的研究。或許是因為被啟蒙時期人類進步思想所吸引，這些古典經濟學家探索了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和推動繁榮方面政策制定者能夠起到的作用。他們開拓性的成就提出了現代增長理論的許多核心概念，例如要素積累、要素替代、技術變遷或專業化。

　　“對於一國的長期經濟福利而言，沒有什麼比經濟增長率更為重要的了。”羅伯特-巴羅（Barro，1997）1996年2月在倫敦經濟學院舉辦的萊昂內爾-羅賓斯紀念演講中如是說：“每年的增長率看似微小的差異經過多年疊加起來，可以導致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然而，在大蕭條之後，經濟增長的研究步伐放緩，研究的重點從長期增長轉移到短期波動。在商業週期的動態機制和長期增長研究這兩個人類福利的重要領域，經濟學家是相互沖突的。

　　隨後，在20世紀40年代發生了非常巧合的事：四個獨立工作的研究人員想出了第一個分析框架的不同組成部分，用以分析為何有些國家的增長速度比其他國家快。在哈羅德（RoyHarrod）和多馬（EvseyDomar）研究的基础上，索洛（RobertSolow）和斯旺（TrevorSwan）提出了索洛-斯旺模型，這激起了第一波系統研究經濟增長的熱潮。他們的目標是了解經濟增長的機制，確定其決定因素，發展出可以解釋經濟政策的經濟增長核算方法。

　　愛爾蘭喜劇演員斯派克-米利甘曾經說過：“金錢買不來幸福，但它可以給你一種更快樂的痛苦。”他的黑色幽默也許為第一代經濟增長研究人員所分享，他們強調資本的核心作用。他們的模型以新古典生產函數為主要特徵，這一函數要求規模報酬不變，邊際收益遞減，以及投入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為了提供一個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他們採取了儲蓄率不變的假設。這是一個粗略的假設，但在模型構建上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因為它明確地表明了一般均衡理論可以令人信服地應用於現實世界的問題。這些模型中的一個重要預測是條件收斂，這一預測以資本收益遞減的假設為前提——窮國每個工人的平均資本更少（相對於其長期或穩態工人平均資本水平），所以窮國可以增長得更快。

本文摘自《繁榮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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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發展自己的經濟？對這一問題的大多數回答都聚焦於富裕國家應該對貧困國家提供哪些說明。在本書中，作者將關註的重點放在了發展中國家能夠為自己的經濟發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國都在探索並嘗試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案通常是來自於想象而非實踐，實際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作者通過借鑒歷史和實踐經驗，結合經濟學分析，為我們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具體實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