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舊結構經濟學的異同
“新”與“舊”結構經濟學的相同之處是，二者的理論基础都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結構的差異，並且都認為，在經濟從較低階段向較高階段發展時，政府可以起到積極作用。然而，就政府干預的目標和方式而言，新舊結構經濟學卻有著深刻的差異。舊結構經濟學倡導的經濟政策是違背比較優勢的，它建議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直接的行政手段和價格扭曲來優先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新結構經濟學則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認為政府應該解決外部性問題和協調問題，以說明企業進行產業升級。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差異，是由於其對結構剛性的根源看法不同：舊結構經濟學認為，存在一些市場失靈，使得發展中國家難以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而這些市場失靈是由結構剛性外生決定的；而這些結構剛性的存在，又是由於壟斷的存在、勞動力對價格信號的遲緩反應，和（或）要素的不可流動性。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若想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這是由其要素禀賦結構所內生決定的。對於發展中國家競爭性市場中的企業來說，資本的稀缺、軟性和硬性基础設施的落後，都使得資源從已有產業向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重新配置無利可圖。
舊結構經濟學對世界的看法是兩元的、有局限性的，它把世界各國僅僅分為兩類：“低收入的外圍國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國家”，因而也就相應的用兩分法來描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產業結構的差異。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產業結構的這種差異反映了不同的發展水平。新結構經濟學也抛棄了依附理論。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在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世界上，通過進行產業多樣化並建立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從而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並在開放的、全球化的世界上通過利用後發優勢來實現經濟收斂，發展中國家就有可能逆轉不利的歷史趨勢。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另一重大區別在於其對經濟管理中運用關鍵工具的理論依據的不同。舊結構經濟學把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系統性干預看作現代化目標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把經濟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工業化國家”的主要政策工具有泛保護主義（如政府強加進口關稅以保護國內幼稚產業）、剛性匯率政策、金融抑制、以及在大多數部門設立國有企業等。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把進口替代看作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爬升產業階梯的自然現象，只要進口替代符合禀賦結構的變化所導致的比較優勢的變化就行。然而，新結構經濟學抛棄了傳統的進口替代戰略，該戰略依靠的是，在低收入的、勞動或資源密集的經濟中運用財政政策或價格扭曲來發展不符合本國比較優勢的、成本較高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新結構經濟學也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過程，必須與該國比較優勢的變化相一致，而該國比較優勢的變化反映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以及要素禀賦結構的變化。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新產業中的企業具備自生能力。新結構經濟學的結論是，政府在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的作用，應被限制在：提供關於新產業的信息、協調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的關聯投資、為先驅企業補償信息外部性、以及通過孵化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來培育新產業（Lin, 2009a; Lin and Chang, 2009）。硬性和軟性基础設施的改善有助於降低單個企業的交易費用，並為經濟的產業發展過程提供便利，因此，政府還必須在改善硬性和軟性基础設施方面起到有效地領導作用。
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革新和結構轉型的動態過程。經濟發展思想則是內生於探索穩定增長策略的過程。林毅夫編著的《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為研究經濟結構轉型的決定因素提供了一個新古典的研究方法，並提出了經濟發展政策的新見解。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差異，是由於其對結構剛性的根源看法不同：舊結構經濟學認為，存在一些市場失靈，使得發展中國家難以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而這些市場失靈是由結構剛性外生決定的；而這些結構剛性的存在，又是由於壟斷的存在、勞動力對價格信號的遲緩反應，和（或）要素的不可流動性。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若想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這是由其要素禀賦結構所內生決定的。對於發展中國家競爭性市場中的企業來說，資本的稀缺、軟性和硬性基础設施的落後，都使得資源從已有產業向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重新配置無利可圖。
舊結構經濟學對世界的看法是兩元的、有局限性的，它把世界各國僅僅分為兩類：“低收入的外圍國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國家”，因而也就相應的用兩分法來描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產業結構的差異。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產業結構的這種差異反映了不同的發展水平。新結構經濟學也抛棄了依附理論。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在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世界上，通過進行產業多樣化並建立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從而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並在開放的、全球化的世界上通過利用後發優勢來實現經濟收斂，發展中國家就有可能逆轉不利的歷史趨勢。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另一重大區別在於其對經濟管理中運用關鍵工具的理論依據的不同。舊結構經濟學把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系統性干預看作現代化目標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把經濟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工業化國家”的主要政策工具有泛保護主義（如政府強加進口關稅以保護國內幼稚產業）、剛性匯率政策、金融抑制、以及在大多數部門設立國有企業等。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把進口替代看作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爬升產業階梯的自然現象，只要進口替代符合禀賦結構的變化所導致的比較優勢的變化就行。然而，新結構經濟學抛棄了傳統的進口替代戰略，該戰略依靠的是，在低收入的、勞動或資源密集的經濟中運用財政政策或價格扭曲來發展不符合本國比較優勢的、成本較高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新結構經濟學也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過程，必須與該國比較優勢的變化相一致，而該國比較優勢的變化反映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以及要素禀賦結構的變化。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新產業中的企業具備自生能力。新結構經濟學的結論是，政府在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的作用，應被限制在：提供關於新產業的信息、協調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的關聯投資、為先驅企業補償信息外部性、以及通過孵化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來培育新產業（Lin, 2009a; Lin and Chang, 2009）。硬性和軟性基础設施的改善有助於降低單個企業的交易費用，並為經濟的產業發展過程提供便利，因此，政府還必須在改善硬性和軟性基础設施方面起到有效地領導作用。
本文摘自《新結構經濟學》
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革新和結構轉型的動態過程。經濟發展思想則是內生於探索穩定增長策略的過程。林毅夫編著的《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為研究經濟結構轉型的決定因素提供了一個新古典的研究方法，並提出了經濟發展政策的新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