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發展經濟學思潮和發展經驗的簡要回顧（1）

　　人均收入可持續增加和經濟可持續增長（這種收入增加和經濟增長以持續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為特徵）的過程是現代以來才發生的。從亞當.斯密時期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期，大多數經濟學家都相信自由放任是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最好方法。他們假設，在那些繁榮的經濟體中，所有關於資源配置的決策都由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中互動的個體做出。價格機制不僅決定生產什麼和為誰生產，還決定為誰生產。家庭和企業就像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著，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時卻使他人和整個社會也從中得到了好處。盡管自由放任的主張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其他一些經濟學家的挑戰，但它仍然在所有國家都成為了研究經濟增長的主流理論框架並持續了好長時間。這一理論框架確實提供了有關經濟發展的許多真知灼見，但卻忽略了連續的、根本性的技術變遷和產業升級過程的重要性，而這一過程恰恰是區別現代經濟增長和前現代經濟增長的關鍵之處（Kuznets ，1966）。

　　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沿著增長理論和發展理論這兩條彼此相關卻又獨立的路徑前進著。盡管一些現代增長理論的關鍵要素（競爭性行為，均衡動態學，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收益遞減的可能性和技術進步的影響）已經在古典經濟學家的作品中出現（Ramsey 1928; Schumpeter 1934），但是系統性的建模工作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才開始，在那時，一些開拓者使用一些基本變量構建了基於總量生產函數的一般模型。Harrod (1939) and Domar (1946)引發了大量基於這些路線的研究。在他們研究的基础上，Solow-Swan模型激起了第一波對經濟增長進行系統分析的浪潮。這波研究浪潮的目標是理解增長的機制、識別增長的決定因素、發展增長核算技術，而這些都有助於解釋經濟政策的作用。這一批研究者們強調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中心地位。這些模型中的一個重要預言是條件收斂，這一預言以資本收益遞減的假設為前提，意思是窮國的每工人平均資本更少（相對於其長期或穩態每工人平均資本水平），所以窮國可以增長得更快。盡管這一假設使得模型得出了條件收斂的重要預言，但它仍然看起來很奇怪，因為，技術，這一決定一國長期增長的主要因素，卻被這些模型排除在外(Lin and Monga 2010)。

　　因此，就需要對技術變遷有一個有說服力的理論。關於技術變遷的研究就形成了一波新的研究經濟增長的浪潮。所謂的“內生增長理論”假定技術是非競爭性的----技術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跟資本和勞動大不相同，它可以在邊際成本為0的情況下被他人無限使用(Romer 1987, 1990; Aghion and Howitt 1992)。然而，重要的是下一個邏輯環節，我們需要對技術的公共品屬性有一個更好的了解，把它看做一個部分可排他的非競爭性物品。這波研究對技術做出重新分類，不僅僅把技術當做一個公共品，還把它看做一種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私人控制的物品。然而，把它看作是部分可排他的非競爭性物品、因而給予它某種程度的可排他性或私人專用性，不足以保證生產和使用它的激勵是社會最優的。因此，技術市場偏離完全競爭是必要的。這種偏離導致了高的方法論回報。新古典增長模型把技術和要素積累看作外生的，而內生增長模型則通過新思想的形成解釋了技術隨時間增長的原因，並為技術邊界模型（models of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提供了微觀基础。

本文摘自《新結構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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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革新和結構轉型的動態過程。經濟發展思想則是內生於探索穩定增長策略的過程。林毅夫編著的《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為研究經濟結構轉型的決定因素提供了一個新古典的研究方法，並提出了經濟發展政策的新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