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國為家

　　彭定康身陷困境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民主提案，還因為歷史的沉重。在收回香港這個問題上，中國是非常情緒化和民族主義的——也包括兩年後從葡萄牙收回的澳門。收回這兩個地區的主權將終結自19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列強用武力割據稱之為貿易港口的外國人領地，打開中國的貿易商業大門而給中國造成的深深屈辱。

　　彭定康犯的另一個不韪就是把自己放到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之間。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即便是那些數個世紀以前就移居到美洲、歐洲、香港、新加坡或任何其它地方的中國人的後代，他們依然背負著對祖國的責任。海外華人算不上是內部人，也未必得到信任，但是他們始終被認為是整個部族的一部分。在漢語中，“國家”一詞，包含了兩個漢字，一個是“國”，一個是“家”。

　　海外華人對中國經濟和商業發展中的開端起到了重要作用。香港、臺灣的工廠主和經理們帶來了制造專長和現代化的管理，為中國在過去20多年中成為全球制造工廠奠定基础。香港的地產開發商建立了第一批五星級酒店和現代化住房，吸引外國公司前來，他們的做法同時也成為本地開發商很快模仿並加以改善的範本。在跨國公司工作的華裔經理人也往往有助於建立龐大而又盈利的在華業務，同時指導並培訓了新一代的本地中國經理人。這是好的一面。

　　然而，海外華人對於一種腐朽的中國商業文化的擡頭也負有主要責任，這種文化至少和20世紀30年代一樣腐敗，當時正是這種文化最終導致了共產黨的上台。很多首批來到中國的香港商人，或者開設自己的公司，或者作為跨國企業的老總，對於中國完全沒有直覺，因為他們都是在英國殖民政府下長大的。很多人把恬不知耻的行賄當作主要業務工具來使用。在90年代中期，我在山東省遇見過一位香港的魚竿制造商，他的業務模式就是如此。他會去一個小城鎮，向當地官員行賄，允許他在政府的保護傘下建立一個魚竿制造工廠。每年，他都以召開董事會的名義，屢次請這些官員出國，安排免費的購物和旅遊。

　　他說：“我教他們學會享受和花錢。但是大概3年之後，他們就開始要干涉業務，為自己牟取利潤。”這也是他收拾行李轉向下一個城鎮的時候。

　　臺灣人也往往一樣的腐敗，但是通常更加隐秘，那是因為他們在一個同樣腐敗的中國政府之下長大，對中國有著更好的直覺。最沒希望的就是新加坡人，他們生長在一個保姆國家，來到中國，也就意味著完全沒有學習能力。很多人就是無法掌握這個缺乏秩序和規則的環境。他們並非過度腐敗，只是沒有能力去應對中國的混亂和庸俗。來自美國或歐洲的華人也往往處在同樣的境地。

　　但今天一切都在改變。來自香港、臺灣和新加坡的年輕人湧入中國，因為他們看到的是一片遍地機遇的土地。這些人的謙卑和他們前輩的傲慢一樣顯著。他們通常從最低層做起，通過努力工作在公司獲得升遷，或者開辦自己的企業。新加坡人做得轉變最大。當意識到其商業經理人無法適應中國的粗陋和混亂後，新加坡轉而專注於從中國引進最優秀的人才，並把這些人才與政府風險投資基金打包在一起，在本土建立尖端的研究機構和新興產業。

本文摘自《十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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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國力愈來愈強大，面對10億消費者這個巨大的市場，世界各地的競爭者不斷湧入，中國市場俨然已經成為競爭最激烈的全球市場。盡管是自己的主戰場，但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也是中國本土企業不得不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