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金融世界的王者：遊資的歷史淵源

　　炒房是從浙江開始的，山西也非常流行，遊資也集中在上述地域，而中國的富裕地區卻不僅僅是江浙和山西，中國的廣東離香港最近，也最先有特區最先發達，而福建的一些地方也有下南洋的傳統並且與臺灣一衣帶水，而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更是國家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但是為什麼就是江浙和山西民間金融比較發達？

　　這里是有歷史淵源的，歷史上浙江的錢莊和山西的票號就是中國的金融老大，他們動辄數百萬兩白銀的金融運作在當時世界上也是無與倫比的，與皇帝的稅收和能夠控制的銀兩也是可比的。錢莊和票號也是大量通過發行銀票的流通，取得低成本的銀票準貨幣，再拿這些銀票貨幣去炒賣地產，中國古代的地主利用錢莊進行土地的炒賣和兼並，是早有歷史的，這些地方是有這些歷史傳承的。中國的廣東、福建等地也很富裕，但是這些地方就沒有這樣的歷史傳承，這些地方歷史上是進行外貿和走私的，不是玩錢玩銀子的，上海的開埠也是買辦文化而京城是玩政治的，歷史傳承和歷史智慧的作用是巨大的。

　　而在中國近百年的發展中，雖然西方的金融觀念進入中國，但是中國的錢莊檔手們也有自己的生意經，這是獨立於西方之外的生意經，這些生意經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不受重視也難有文字流傳的，因為在抑商的長期國策下，經營操盤取得暴利肯定是要被官府限制的，不被鎮壓就不錯了。所以這些生意經就是師傅帶徒弟的私相授受，雖然解放後中斷多年，但是私相授受的環境還是有的，尤其是家族之間的傳授，這樣的智慧傳承造就了炒房操盤的人才，同時也使得浙江和山西取得了更大的財富流入。

　　歷史上的錢莊和票號，對於怎樣金融套利是非常在行的，有其獨到的生意經。在歷史上中國的金融套利，就是錢莊利用各地的銀價、利差與土地、糧價的大規模套利活動，這些錢莊和票號形成了全國性的網路，與中國的各次糧食危機和金融危機也是分不開的，不斷地造成地價、糧價和利率的大幅度波動，導致民不聊生威脅社會安定，中國的改朝換代來自土地兼並，而這樣的兼並與中國古代特有的金融運作方式的加劇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而對這一切的金融研究一直不被歷史研究所重視。

　　在歷史上中國不是沒有資本，之所以沒有成為資本社會，在經濟上是因為貴金屬貨幣的社會沒有那麼多的貨幣來滿足需要，在政治上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和政治地位，就如中世紀的猶太人是二等公民但卻執各國金融業的牛耳。中國古代糧價與地價、銀價也是劇烈變動的，一般情況一兩銀子買二石米，但是饑荒時一兩銀子買不到一鬥米的情況比比皆是，而正常情況3兩銀子一畝地，也可以變成一兩銀子二畝地（黃仁宇，《十六世紀中國的財政與稅收》，三聯出版社），在古代錢莊和票號等金融業也是以田產來抵押放款的，也是以炒作土地、田產、房產作為主要的牟利手段之一，因為囤積糧食可能被官府徵用風險很大，而囤積土地房產則一般不會，因為在古代中國土地房產的最大持有者就是社會的統治階級。錢莊通過發行銀票或者匯票來支付購買或者收押土地的款項，高價出售土地和低價占有抵押土地，地價低的時候囤積收購土地，典當以其取得的典當土地從錢莊處取得銀票放款，錢莊與當鋪還形成了類似央行與商業銀行的關係，錢莊開出銀票相當於發钞而當鋪在錢莊取得銀票相當於貼現。資本以銀票而不是實銀取得了金融衍生的利益，同時政府是難以徵用的，因為錢莊、當鋪所實際占有、控制的大量土地房產，名義上都是有其他主人的，是有當票在外面的，他人有權贖當的。現在遊資的各種行為，實際上就是中國歷史上金融炒作生意經的發展。

　　中國很多改革開放以來的富裕階層，所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因此就有了什麼不讀書就賺大錢等等的說法，但是要註意到的是這些致富的人員中原來的地主和資本家的子弟特別多，比例很大，更多的也是家裡祖輩曾經有過經商經理人的經歷，這些人都是有傳承的，他們所受到的教育不高很多是因為當年的出身問題和社會動蕩被剥奪或者錯失了教育的機會，他們從家裡所得到的家傳的生意經的水平比一般人在大學裡面學到的營銷案例不僅僅實用更關鍵的是有不為外人所知的獨特性，因此歷史的傳承是非常重要的。看遊資的各種金融行為，就知道是有高度的智慧包含其中，不能因為自己多上了學讀了書喝了洋墨水就看不起中國鄉間的隐士高人，中國的歷史傳承下是山外有山的。

　　中國古代由於白銀等貴金屬貨幣的有限性，在糧食收獲季節由糧食交易所產生的貨幣流通需求會造成貨幣緊缺，在青黃不接的時期糧食緊缺時就會產生糧價與地價比值的暴漲，從而產生了以年為週期的糧價、地價和銀價的波動，而中國的俸祿是以糧價和貨幣甚至包括佈匹等等共同計算的，社會實際實行的是一個多重貨幣體制，這樣的貨幣兌換過程中錢?是非常容易套利的。因此北宋的王安石搞青苗法，就是看到了這樣的套利對於老百姓的魚肉對於社會安定的威脅。青苗法利率二分，也就是20%利率，時間是青苗到成熟的半年的時間，這樣的利率已經大大的低於當年的高利貸的利率，政府以府庫的金融實力進行金融操控，擠壓了高利貸的空間，就是這樣的好事也因為與金融利益集團不合作而失敗，所以即使是在商人金融家為社會末流的皇權時代，其左右社會政治的能力也是極強的，更何況是在金融為王的資本市場時代呢！

　　由於中國領先世界千年，中國的歷史文化傳承中是存在巨大的歷史智慧的，需要讓這樣的歷史智慧傳承為國家和社會起到積極的作用而不是淤積在地下經濟的灰色地帶，應當認識到中國對於投機、投資的水平和歷史是絲毫不弱於西方的金融大鳄的，他們不是學習西方經濟理論的書本知識，而是來自歷史的經驗積累，有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生意經，從陶朱公到沈萬三再到伍秉鑒、胡雪岩等等代表人物風起雲湧，只不過他們的智慧不被中國歷代皇權所重視，不但不重視而且是刻意加以限制，其思想也不能成為文字留傳。現在中國需要的是發掘中國的歷史智慧，給他們合法的舞台而不是地下舞台，合法以後不僅僅可以發揚光大中國的歷史智慧，也可以把這樣的地下暗流和不穩定因素納入監管和徵稅的範畴，促進社會和諧和安定團結。

本文摘自《房勢》

　　房地產的發展就是城市的發展，而發展中國家就是要首先讓核心城市發達到與世界接軌的高度，進而形成自己的發展模式，並以此與世界進行博弈。中國大規模基础設施建設促進了土地價值的增值，帶動房地產價格的暴漲。不要說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火車的運行肯定是要被火車頭拉動和控制的，土地財政具有其內在合理性。中國的樓市不是一個泡沫市，而真正在幕後操盤的是遊資。看待房地產要與全球資本市場大勢結合起來，大危機背景下，世界進入通脹將不可避免。中國必須思考自己的道路，縮減需求、使資源供需形成新均衡點，是中國博弈世界、避免危機中遭受重大損失的關鍵，而做好房地產一盤棋，則是其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