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克的使命：由各種組織機構所構成的社會得以有效運轉（1）

　　管理這一術語只是更多地跟私有企業關聯在一起。許多人通常都會認為彼得"德魯克的著述只涉及商業管理領域，其唯一的讀者是企業主管而已。事實上，德魯克的使命遠比這要宏大，其所研究的主題包括了人類本性、善與惡以及存在的實際意義等重大問題。人們通常會忽視德魯克著述中的哲學、神學以及道德成分，盡管事實上德魯克自己經常會提醒大家註意這些內容的存在：

　　管理的環境和目的都是組織機構，組織機構是由人組成的社區，因為工作的紐帶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種紐帶是家庭紐帶以外最強大的紐帶。也恰恰因為管理的對象是基於工作紐帶、擁有共同目標而連結在一起的由人組成的社區，因此管理總是避免不了處理人性問題，也正如所有有過實踐經驗的人所認識到的那樣，管理還需要處理善與惡的問題。我在做管理咨詢師的過程中所學到的神學內容比我講宗教課時還要多。

　　因為人是管理學永恒的主題，所以德魯克主張，管理實踐必須致力於創造和維系健康的組織，使人能夠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義。也因為管理是與人打交道的，因此德魯克認為管理者必須不僅能夠解決有關效率和利潤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夠解決道德、精神、情感健康和尊嚴之類更宏大、更具哲學意味的問題。

　　德魯克之所以產生管理應該以人為中心這一觀點，部分原因是他的個人背景。1909年德魯克出生於一個維也納的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阿道夫是一名政府官員，也是一個經濟學家。他的母親卡羅琳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同時還研習過醫學。德魯克家中的常客包括作曲家、經濟學家、哲學家、詩人以及其他知識分子。

　　18歲時，德魯克來到漢堡，後來開始在法蘭克福大學學習國際法，同時還兼做證券分析師。1929年，他成為《法蘭克福紀事報》旗下的一名金融記者，後來成為負責政治外交和經濟新聞的編輯。1933年納粹上台後，德魯克前往倫敦，擔任一家銀行的經濟師。後來，他擔任過幾家英國報紙的駐外記者，1937年移民美國，開始了後來獲得極大成功的寫作生涯。

　　1939年，德魯克出版了《經濟人的末日》，在該書中，他試圖向人們解釋納粹極權統治（以及斯大林俄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德魯克認為，極權主義之所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無法實現各自做出的有關經濟平等的承諾。德魯克描述過這樣一種情形：在其中，整個社會對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以及這些意識形態能夠給人們提供經濟平等和自由的能力充滿了信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歐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率表明，被德魯克稱為"世俗信條"的這兩個意識形態，哪一個也解決不了當時德國和其他國家所面臨的嚴峻問題。"經濟人"這一理念，即通過物質繁榮（資本主義）或者是經濟平等（馬克思主義）的承諾來定義人的價值，如今已經沒有意義了。結果，"在萬般絕望中，民衆去求助那個信誓旦旦地承諾化不可能為可能的魔術師。"當理性系統無法奏效時，非理性承諾開始給人們帶來一線存在尚有意義的希望。因此，歐洲擁抱了一個新的對於專制的信仰：德國的希特勒、俄國的斯大林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在實行專制。"經濟人"被"英雄人"取而代之了；這一新"人"的主要特徵是"他時刻準備著犧牲自我，約束自我，克制自我，堅持內在平等--所有這一切都獨立於他自己的經濟地位。"

　　德魯克總結說，要避免諸如極權主義這種非理性的解決方案，唯一的一個辦法是創造一個基於自由和平等，但又不完全從經濟角度來定義自由和平等的有效運轉的社會：

　　在由經濟人所組成的社會的殘骸中，最終將會崛起一個新的社會，這一社會將會再一次努力實現人們的自由和平等。盡管我們尚不知道在未來的秩序中，哪一領域將會成為社會構成的基础，但是我們知道肯定不是經濟領域，因為以該領域作為基础已經不再有效了。這意味著新的秩序最終能夠實現經濟上的平等。因為，如果歐洲每一個團體都在基督教德行基础上追求平等和自由目標的實現的話，那麼它也會致力於在構成社會基础的領域里實現平等和自由的目標。自由和平等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實現，而只能在那個領域被承諾......經濟平等同樣會變成可能，只要這種平等不再具有絕對重要的社會意義，只要一個新領域里的自由和平等將在一個新秩序中得到承諾。

　　盡管德魯克描述了僅僅從經濟角度來定義人的存在所帶來的種種局限，但是他尚未識別能夠帶來自由和平等的新"領域"。逐漸地，德魯克開始將現代工業組織視為個人意義和社會地位的潛在來源。在1942年出版的《工業人的未來》一書以及後來的著作《公司的概念》（1946）和《新社會》（1950）中，德魯克進一步發展了他的觀點，認為在現代工業公司里就業能夠給人提供社會地位和意義，這種地位和意義不是簡單地基於經濟價值。現代公司能夠給人們提供社區感和公民心態，同時還能給個人提供自尊和來自他人的尊敬。他意識到，圍繞著流水線打轉轉的密集型生產工作場所對於員工來說是一個非人化的環境。正如電影《摩登時代》中查理-卓別林所扮演的工廠工人所表現出的那樣，產業工人只不過是"完全標準化的、可以彼此交換的、失了社會地位的最低級別的勞動力，既無職能也無個性。"這樣看待勞動力顯然無法使得一個社會有效運轉起來：

　　一個社會，除非它能夠賦予個體成員以社會地位和合適職能，除非其決定性的社會權力是一種合法的權力，否則是無法真正有效地運轉起來。前一個條件搭建起了社會生活的基本框架，即社會的存在目的和意義。後一個條件影響著該框架內的空間，使得整個社會能夠穩固下來，並且產生各類組織機構。如果一個社會不能賦予個體成員以社會地位和職能，那麼它就談不上是一個真正的社會，而僅僅是一群具有社會性的原子，漫無目的、毫無目標地在空中亂飛。更進一步，除非權力是合法的，否則的話就不存在任何社會性組織；所存在的不過是一個社會真空，只是靠一種奴性或惰性而勉強維系在一起。

　　在《工業人的未來》一書中，德魯克提出了一項根本原則，這一原則貫穿其他衆多著述：現代公司是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組織，對現代公司的管理是一股"工業制度中有決定性和代表性的力量。"與此同時，為了發展出一個有效運作的社會的典範，他還提出了兩個需要加以回答的根本性問題：在這樣一個社會組織中，個人究竟如何才能找到非經濟性的地位和職能？究竟是什麼力量使現代工業組織的權力得以合法化？在德魯克看來，能夠取代極權主義或者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個健康的工業社會，而在1942年唯一一個有條件建立這樣一個社會的國家就是美國。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藝術》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於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里的作用等。
　　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谛，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