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分裂（2）

　　但是，科學管理和效率並不是商學院課程所強調的唯一主題。正如先前我們已經讨論過的那樣，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對科學和理性的前向進步的信念開始面臨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政治巨變、社會動蕩以及科技發展現實，包括芥子毒氣和機械化武器，都表明科學和技術並不一定能帶來人類生存狀況的改善。在新的商學院和研究型大學中，在現代技術發展似乎不那麼道德的外表之下，人文學科對於學生來說始終是道德根基的源泉。在美國的大學院校中，教師們致力於通過核心課程和“名著”經典之類方法來重新強化人文學科的首要地位。商學院也在想方設法地在課程中融入人文學科的理想。在研究生課程中，學校也期待學生們在本科階段、在開始其商業方面的研究和學習之前接受人文學科方面的培訓；但是，這麼做仍然無法解答這樣一個問題：究竟如何才能在課程中註入專業主義精神和社會良知，或者說，如何才能在本科的商科課程中融入這些價值觀。結果是漫無目的地開發一些課程，每一個學校都隨心所欲地設定自己的課程結構。有些學校的課程是根據培養管理者適應具體的工作這一目的而安排的，而其他一些學校的課程則將管理學與經濟學緊密地關聯在一起，或者對傳統的人文學科課程(數學、英語和歷史)進行改造以便這些課程能夠與商業人士更相關(會計、商務溝通和商業史)。直到大蕭條時期，隨著大學里越來越多的院長為課程目標和質量而擔憂，商學院的課程才開始變得相對標準化起來。

　　在大蕭條時期，美國的資本主義受到了來自學術研究人員以及從事商業實踐的管理者包括企業高管的極大質疑。在1929年股票市場崩盤後的那幾年，大多數的美國人繼續擁抱社團主義，擁抱企業和政府之間的緊密合作關係，這種態度在胡佛總統任期內一直佔據著主導地位。但是，隨著經濟情況進一步惡化，隨著商業專家對於國家的病症似乎也無計可施，管理作為一種專業成了衆矢之的。那些訓練有素的商業專業人士，即商務活動的受託者們，對於解決困擾國家的經濟困境也一籌莫展。1932年羅斯福成為新一屆美國總統，美國人不再認為商業精英群體是解決問題的專家，轉而開始強調政府部門的計劃性和官僚統治。

　　面對這一新的社會態度，管理者和培訓他們的商學院努力維護公司整體以及管理作為一種專業的形象。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個教授加德納-米恩斯和阿道夫-貝勒出版了《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一書。他們在書中認為，美國企業不再是由那些擁有公司既定利益的所有者兼管理者進行經營和管理。相反，公司的所有權已經通過利潤分享和養老金計劃而分散於許多人當中。因此，企業管理者所承擔的只是一種被動的角色，他們只關註公司的獲利性，而不是其日常運營。貝勒和米恩斯總結說，這種現代公司形成了新形式的財產所有制，其中股東不再是最受關註的對象，而是受制於擁有權力強大的管理者。《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提出，管理者應該更多地考慮自己對社會所盡的義務，而不只是考慮到自己的利益。在當時那個時代，人們指責公司管理層為大蕭條產生的根源，因此貝勒和米恩斯呼籲管理者理解自己的職責，要他們服務於一個更廣泛、更多樣化的股東群體，即公衆本身。

　　當時的商學院課程同樣也折射出了公衆的新態度。學術人士普遍诟病商學院課程不斷加劇的專科化和技術化傾向，認為管理者不再能接受到關於社會和倫理責任感的教育。有些人呼籲商學院開設更多人文學科方面的課程，認為只有回歸到早先的教育理想才能讓畢業生重建道德感。許多學校開設了新的課程，致力於展示商業和社會之間的緊密關係。其他一些學校則在現有的課程中註入新的元素；例如，哈佛的教授們就開始在課堂上和學生們一起探讨政府對私有企業進行監管的重要性。為了有效地應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發生的劇烈變革，商學院進入了一個“反省時代，該時代為商學院更新其存在目的創造了條件。”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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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於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里的作用等。
　　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谛，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