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7）
本書的寫作建立在對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兒童成長、家庭法、公共政策、人口學、人類學和發展心理學等5年多的研究上，還有對美國及歐洲的父母們的幾百次採訪。
這也是本用心寫成的書，它出自我的個人體驗，即作為母親與職業女性的經歷。作為婦女運動的受益者，多年來我過著無子女的記者生涯，是那種體現女性巨大進步的無性別環境中的假小子之一。我以前結過婚，我前夫和我幾乎每晚都在外就餐，雇一個保姆打掃房間，收拾行裝隨時待命。我們很少待在家裡，也用不著買車。最終我們分手了，而那更像是兩個室友各奔前程，而不是離婚。
但在婚姻解體後不久，我極度渴望有個孩子：一種對孩子炽烈的、本能的渴望。我下決心不能像Ｔ恤衫上所畫的那位女性，看著自己的手表驚叫：“哦！我忘了生孩子了！”幸運的是我沒有那樣，3年後我再婚並成了一位母親。
我瘋狂地愛著這個新生的小生命，很多母親描述過那種“痴迷”般的激情。我從前曾走南闖北，但這次經歷最奇特誘人。對我而言，母親世界像神秘的喜馬拉雅王國那樣新奇而陌生。在我初嘗做母親的艱難和驚喜之後，我頭一次感到驚訝。我很快發現，我們把這無助的小家伙帶到世上來，要想滿足他不知餍足的要求，我和丈夫須使盡渾身解數。正如愛默生所說：“在生養孩子的時候，我的拉丁語和希臘語、我的成就和金錢都於我無補，但我的滿腔熱情卻無所不能。”
我發現，做一個好母親，所需要的耐心和力量比我以往的生活要多得多，更不要說知識、技巧、智慧和愛心了。哺育和培養一個漸長漸變的孩子不同於做家務，家務只不過是一連串瑣事，這卻是更需要技巧的勞動，需要滿懷那種激勵著最優秀的教師、牧師、心靈導師和心理醫師的精神。
我明白了，我先前了解或關心的世界多麼小，我正發現一個多麼豐富的現實，我又一次感到驚訝。我置身其中的主流文化把照看孩子劃歸為非技術勞動—假使它還把看孩子當做勞動的話。沒有人講出明擺著的事實：如果人的能力是經濟發展的最終源泉—許多經濟學家都承認這一點，如果能力是在幼年時被培育（或被抑制）的話，那麼，小家伙的母親和其他的看護者就是經濟中最重要的生產者。實際上，她們正從事著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終於了解到幾乎沒人同意我的那一刻。那是在華盛頓舉辦的一次雞尾酒會上，有人問我：“您幹什麼工作？”我回答說剛做了母親，他們馬上散開了。如果我說自己是《新聞週刊》的駐外記者、《紐約時報》的財經記者或普利策獎的提名人，那些陌生人也許會認為我值得一交，而事實上所有這些都曾經是真的。但作為一位母親，我丢失了身份，就像蛇蛻去了皮。
我逐漸明白了，母親們以及所有花時間在孩子身上的人的狀況，依然與以往相同。在經過艱苦奮鬥贏得工作場所的尊重之後，女性還有待爭取對她們家庭勞動的尊重。
為了有更多時間和幼子待在一起，我辞掉了《紐約時報》的工作。幾年後，我領略到了真相。我碰見一個人，他問我：“你還是原來的安-克里滕登嗎？”
我當即明白了我必須寫這本書。
她們擔任著管家、廚師、司機、教師、心理咨詢師，一人獨當多面，辛勞一年卻分文沒有。而且，只要一說起也應該給媽媽們發工資，人們就會辯驳：辞職當全職媽媽，是母親們自己的選擇！履行媽媽的職責天經地義，發工資是亵渎了這個神聖的使命！男人們在獨自養孩子養老婆！ ……
在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權利的時代，媽媽們一方面被無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卻完全無視其創造的價值。她們被當做是“被養著”的，不再被列為勞動力，在官方經濟學指標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沒有保姆所享有的權利，既沒有離婚後的失業保險，也沒有工傷後的社會保障福利。 但是，媽媽們真的不創造經濟價值嗎？當然不是！ 如果將母親擔任的各個角色的經濟價值均衡計算，會超過大多數城市女性白領。 在《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令人振奮的母親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對各國父母們作了數百次採訪，並通過對經濟學、社會學、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揭示了母親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與獲得的回報之間那種驚人的差距。同時，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確的解決方法，號召全社會共同關註和解決母親的價值問題。
這也是本用心寫成的書，它出自我的個人體驗，即作為母親與職業女性的經歷。作為婦女運動的受益者，多年來我過著無子女的記者生涯，是那種體現女性巨大進步的無性別環境中的假小子之一。我以前結過婚，我前夫和我幾乎每晚都在外就餐，雇一個保姆打掃房間，收拾行裝隨時待命。我們很少待在家裡，也用不著買車。最終我們分手了，而那更像是兩個室友各奔前程，而不是離婚。
但在婚姻解體後不久，我極度渴望有個孩子：一種對孩子炽烈的、本能的渴望。我下決心不能像Ｔ恤衫上所畫的那位女性，看著自己的手表驚叫：“哦！我忘了生孩子了！”幸運的是我沒有那樣，3年後我再婚並成了一位母親。
我瘋狂地愛著這個新生的小生命，很多母親描述過那種“痴迷”般的激情。我從前曾走南闖北，但這次經歷最奇特誘人。對我而言，母親世界像神秘的喜馬拉雅王國那樣新奇而陌生。在我初嘗做母親的艱難和驚喜之後，我頭一次感到驚訝。我很快發現，我們把這無助的小家伙帶到世上來，要想滿足他不知餍足的要求，我和丈夫須使盡渾身解數。正如愛默生所說：“在生養孩子的時候，我的拉丁語和希臘語、我的成就和金錢都於我無補，但我的滿腔熱情卻無所不能。”
我發現，做一個好母親，所需要的耐心和力量比我以往的生活要多得多，更不要說知識、技巧、智慧和愛心了。哺育和培養一個漸長漸變的孩子不同於做家務，家務只不過是一連串瑣事，這卻是更需要技巧的勞動，需要滿懷那種激勵著最優秀的教師、牧師、心靈導師和心理醫師的精神。
我明白了，我先前了解或關心的世界多麼小，我正發現一個多麼豐富的現實，我又一次感到驚訝。我置身其中的主流文化把照看孩子劃歸為非技術勞動—假使它還把看孩子當做勞動的話。沒有人講出明擺著的事實：如果人的能力是經濟發展的最終源泉—許多經濟學家都承認這一點，如果能力是在幼年時被培育（或被抑制）的話，那麼，小家伙的母親和其他的看護者就是經濟中最重要的生產者。實際上，她們正從事著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終於了解到幾乎沒人同意我的那一刻。那是在華盛頓舉辦的一次雞尾酒會上，有人問我：“您幹什麼工作？”我回答說剛做了母親，他們馬上散開了。如果我說自己是《新聞週刊》的駐外記者、《紐約時報》的財經記者或普利策獎的提名人，那些陌生人也許會認為我值得一交，而事實上所有這些都曾經是真的。但作為一位母親，我丢失了身份，就像蛇蛻去了皮。
我逐漸明白了，母親們以及所有花時間在孩子身上的人的狀況，依然與以往相同。在經過艱苦奮鬥贏得工作場所的尊重之後，女性還有待爭取對她們家庭勞動的尊重。
為了有更多時間和幼子待在一起，我辞掉了《紐約時報》的工作。幾年後，我領略到了真相。我碰見一個人，他問我：“你還是原來的安-克里滕登嗎？”
我當即明白了我必須寫這本書。
本文摘自《媽媽值多少錢》
她們擔任著管家、廚師、司機、教師、心理咨詢師，一人獨當多面，辛勞一年卻分文沒有。而且，只要一說起也應該給媽媽們發工資，人們就會辯驳：辞職當全職媽媽，是母親們自己的選擇！履行媽媽的職責天經地義，發工資是亵渎了這個神聖的使命！男人們在獨自養孩子養老婆！ ……在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權利的時代，媽媽們一方面被無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卻完全無視其創造的價值。她們被當做是“被養著”的，不再被列為勞動力，在官方經濟學指標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沒有保姆所享有的權利，既沒有離婚後的失業保險，也沒有工傷後的社會保障福利。 但是，媽媽們真的不創造經濟價值嗎？當然不是！ 如果將母親擔任的各個角色的經濟價值均衡計算，會超過大多數城市女性白領。 在《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令人振奮的母親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對各國父母們作了數百次採訪，並通過對經濟學、社會學、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揭示了母親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與獲得的回報之間那種驚人的差距。同時，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確的解決方法，號召全社會共同關註和解決母親的價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