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節：英占初期的香港經濟(2)

　　

　　第二，民族壓迫和種族隔離

　　英占初期的香港社會，主要由靠勞力謀生的華人、英籍政府官員和以英商為主的外國商人以及外籍職員等組成。在上述各色人等中，英籍政府官員統治著這片剛剛用武力奪來的土地，有些人還參加過對華戰爭。他們對香港原來的主權國中國非常忌諱，對華人也很猜疑。英國商人中不少人從事鴉片生意，不少人是佔領香港的積極鼓吹者，他們普遍輕視華人。而當時在港九的華人，一部分是原在當地的貧苦居民，一部分是因逃亡、避難或貧困而來港謀生的人們，極少殷商富戶。由於鴉片戰爭之後廣東沿海敵視英國的情緒相當強烈，也很少有家道富裕的華人遷到香港來，這就更加深了英人對華人的鄙視。加上治安不靖，海盜猖獗，形成港英政府對華人特別是對草根階層採取赤裸裸的民族壓迫和種族隔離政策，華人不僅沒有參政權，不能擔任政府的任何負責職務；而且"非經港督許可"不準舉行或參加任何公共集會，甚至連"列隊行走"和"吹奏樂器"也在禁止之列。所有華人男性，除港英政府公務人員、專業人士、商人、廠主、房東、店員或年收入在500元以上（這在當時是極少數）者外，都必須到政府的華民政務司署登記。若被認為是"良民"，才發給"編票"，準許在香港居住，其餘的華人沒有居留權。即使是有居留權甚至是有體面的華人，也不準在白種人居住區域內居住或購買房地產，不準與白種人同時進入某些公共場所（如香港大會堂及圖書館和博物館）。1843年第一任港督甸乍下令強迫居住在港島中環街市對上山坡的華人把這一區域讓給白種人居住。他說：

　　把華人遷走，盡量防止他們與英國人混雜在一起，是符合社會利益的。

　　1860年英國佔領南九龍之後，第五任港督羅便臣 (Hercules Robinson ) 繼續堅持種族隔離政策。他說：

　　我常常想，怎樣才能避免大量華人定居九龍。但華人移居九龍是難免的，最好是他們能聚居一地，使歐美人士不致因與他們雜居而感到不便或遭殃`。

　　至於犯有過失或者被港英當局懷疑犯有過失的華人，處境就更加悲惨，港英警察和司法部門經常不經法律程序就拘捕和關押他們，動辄對他們處以罰款、服苦役和鞭笞、刺字等肉刑，使受過刑罰的華人終身留下耻辱的印記和殘疾。港英1858年第8號法例公然規定：華人行乞，可處以五大元以內的罰銀，或者鞭笞五至三十六大鞭，然後解回原籍或放逐他處。對於這樣的"法律"，連港英官員歐德理也提出了異議。他在一份報告中寫道："貧窮並不是一種罪行"，僅僅因為貧窮就處以酷刑，不僅是"野蠻的"和"不人道的"，而且也是"毫無道理的"`。

　　在這種情況下，英占初期的香港社會劃分為泾渭分明的兩個社會：一個是工作和生活在風景優美、空氣清新的中區以及山頂西式樓宇和豪華別墅中的西人社會；一個是擁擠在上環、西環以至赤柱、石牌等邊緣地區低矮唐樓中的華人社會。民族壓迫和種族隔離政策使兩個社會的成員不僅互不溝通，而且互相猜忌。西人社會除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一的低收入階層（低級職員、技工、監工、警察等）以外，其餘都是權高勢顯的政府官員、富有的商人和龐大的中間（白領）階層。他們多以統治者自居，把華人看做劣等民族，看做雇佣和使役的對象。華人社會除占總人數十分之一左右的上層華人（洋行買辦、商人、高級職員）以外，其餘都是工人、小商販和其他勞動者。他們來自破產農民、船民和小手工業者，許多人背井離鄉到港謀生，飽嘗人世的艱辛和殖民統治的殘暴。平日只求銀，對其他均不理會。一旦略有積蓄，便會買棹還鄉。由於過去長期生活在封建皇權統治和儒家道德思想熏陶下，英占初期的華人對各種欺淩侮辱一般是採取逆來順受的態度。但當壓迫過甚忍無可忍的時候，潛伏的憤懑也會驟然爆發，釀成集體反抗行動。1844年因港英強制進行人口登記變相徵收人頭稅而引發的華人罷工罷市並準備集體離港事件、1857年因毒面包案而引發的華英沖突事件，都是突出的表現。

本文摘自《香港經濟史》

---

　　 香港經濟史：公元前約4000--公元2000年
　　香港人類社會的產生和發展至今已有約六千年的歷史，但有關香港經濟史的論述則只散見於部分論文和書籍的少數章節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經濟通史的專著問世。有鑒於此盧受採教授在其女兒盧冬青碩士的協助下歷時三載數易其稿，終於完成了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香港經濟史》。本書史料豐富立論嚴謹，條理清楚文筆流畅。這部專著在時間跨度資料廣度和理論深度方面，都盡可能符合詳盡真實客觀準確的原則，可謂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經濟通史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