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永不消失的運氣—沉默的證據問題(1)

    我們理解事件的方式中還存在另一個缺陷—沉默的證據。歷史既向我們隐藏了黑天鵝現象，又隐藏了它制造黑天鵝現象的能力。

    淹死的拜神者的故事

    兩千多年前，羅馬雄辯家、纯文學作家、思想家、禁欲主義者、陰謀政治家及高貴紳士西塞羅講了下面這個故事。有人把一幅畫給一個無神論者看，畫上畫著一群正在祈禱的拜神者，他們在隨後的沉船事故中幸存了下來。其寓意在於說明祈禱能保護人們不被淹死。無神論者問：“那些祈禱後被淹死的人的畫像在哪兒？”

    淹死的拜神者已經死了，所以很難從海底爬出來到處宣傳他們的經歷。這能夠欺騙那些粗心大意的人相信奇迹。

    我們把這種情況叫做沉默的證據問題。其道理很簡單，但影響巨大而且普遍存在。大部分思想家試圖讓他們之前的人感到羞愧，西塞羅卻幾乎讓他之後的所有經驗主義思想家感到羞愧。

    後來，我的英雄中的英雄—散文家蒙田和經驗主義者培根都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到了這個觀點，用它解釋假信仰的形成。“這是一切迷信形成的方式，不論是占星術、解夢、預言、占蔔還是別的什麼。”培根在《新工具》中寫道。很明顯，問題在於這些偉大的發現被很快遺忘，除非它們被系統化地灌輸給我們，或者融入我們的思維方式。

    沉默的證據遍及與歷史概念有關的一切。我說的歷史不僅僅是關於歷史的、資料豐富而無聊的書（封面印著文藝复興時期的畫以吸引購買者）。歷史是具有事後影響的全部事件。

    這種偏差延伸到人們對思想勝利的解釋，對許多職業所需技能的錯誤認識，人們在藝術領域的成功，先天與後天培養的爭論，法庭使用證據的錯誤，對歷史“邏輯”的錯誤認識，當然，最嚴重的是我們對極端事件性質的理解。

    你坐在教室里聽某個自以為重要、高傲而沉悶的人裝腔作勢地講了兩個小時的歷史理論。無聊讓你頭腦麻木，根本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但你聽到大人物的名字：黑格爾、費希特、柏拉圖、希羅多德……他看上去很深沉博學，你卻發現他說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基於簡單的視覺錯覺！但這並不奇怪：他太精於此道了，假如你質疑他的方法，他就會向你抛出更多的名詞。

    我們太容易在編造歷史理論時忘記已經死去的人，但這個問題不僅存在於歷史中，還存在於我們在所有領域打造樣本並搜集證據的方式中。我把這種扭曲稱為偏差，也就是你所看到的事物與真正存在的事物之間的差異。“偏差”是指一種系統性錯誤，它導致人們總是對事件的影響做出更為積極或者更為消極的判斷，就像一台總是顯示你比實際重幾磅或輕幾磅的秤，或者一部讓你的腰圍增大的攝像機。人們在20世紀不斷在各種學科發現這種偏差，但它們大都被很快忘記了（就像西塞羅的觀點一樣）。淹死的拜神者不會寫下關於他們經歷的歷史（要想寫歷史，還是活著更容易一點），歷史上的失敗者也是如此，不論人物還是思想。令人吃驚的是，最需要理解沉默的證據的歷史學家和其他文科學者沒有誰真正做到了這一點（我十分努力地查過）。至於記者，算了吧！他們正是大批扭曲事實的人。

    “偏差”一詞還表明相關情況可量化的特點：你可能能夠評估扭曲的程度，並通過同時考慮死去和活著的人，而不單通過活著的人來修正它。

    沉默的證據掩藏了事件的隨機性，尤其是黑天鵝類型的隨機性。

    培根從許多方面看都是一個有趣而可愛的人。

    他具有一種深刻的、懷疑主義的、非學術的、反教條的、極端經驗主義的天性，這種天性是幾乎不可能在思想界找到的品質。（任何人都可能是懷疑主義的；任何科學家都可能過度經驗主義，難得的是懷疑主義與經驗主義的結合。）問題是，他的經驗主義希望我們證實，而不是證僞；於是他提出了證實問題，即導致黑天鵝現象的證實行為。

    字母的墳墓

    人們總是提醒我們，腓尼基人沒有寫下任何東西，盡管據說是他們發明了字母表。由於沒有留下書面遺產，人們說他們庸俗。評論者斷定，出於種族或文化的原因，他們對商業比對文藝更感興趣。因此，腓尼基人發明字母表是為了低級的商業記錄目的，而不是為了高尚的文學創作。但是，現在看來，腓尼基人寫過很多東西，但使用的是一種容易腐爛的紙，未能經受住長時間的生物降解反應。在2世紀或3世紀人們開始使用羊皮紙之前，人類的手稿有很高的損毀率。沒有得到複製的手稿就那麼消失了。

    在我們進行天分比較時，經常忽略沉默的證據，尤其在那些受贏家通吃效應影響的行業。我們也許很喜歡那些成功故事，但太把它們當回事是不應該的，因為我們並沒有看到全部事實。

    回想在第三章讨論的贏家通吃效?：註意那些自稱作家，卻（只是“暫時”）在星巴克擺弄擦得閃閃發亮的咖啡機的人。寫作界的不公平現象比醫學界的還嚴重，因為我們是很少看到醫生賣漢堡包的。因此我可以推斷，我能夠僅從我看到的樣本去評價後一種職業的總體。同樣，管道工、出租車司機和不受超級明星效應影響的其他職業也是如此。讓我們在第三章對極端斯坦和平均斯坦的讨論的基础上更進一步。超級明星效應造成的結果是，我們稱為“文學遺產”或“文學寶藏”的東西只占累積文學產出的很小部分。這只是第一點。從中我們立即可以看出對所謂天分的辨認是無效的：比如，你把19世紀小說家巴爾紮克的成功歸功於他的“現實主義”、“洞察力”、“敏感性”、“人物塑造”、“抓住讀者註意力的能力”，等等。當且僅當那些缺乏所謂天分的人不具備這些品質時，它們才是能夠帶來超級成功的“超級品質”。但假如恰好有十幾種可與之媲美的大作因為腐爛而未能流傳下來呢？根據這一邏輯，假如真的有許多有相同特點的手稿腐爛掉了，那麼，我只能遺憾地說，你的偶像巴爾紮克只不過比他的同時代人更有運氣。而且，由於你對他的喜愛，你不公平地對待了其他人。

    我要重申，我並不是說巴爾紮克沒有天分，只是他不像我們想的那樣獨特。想一想被人們彻底遺忘的成千上萬的作者，甚至沒人分析過他們的作品。我們沒有看到成堆的被退回的手稿，因為它們根本沒有發表。《紐約客》每天就要退回近100份手稿，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們可能永遠不會聽說的天才的數量。在法國這樣寫書人多於讀書人的國家，大文學出版商只會接受新作家作品的千分之一。想想有多少演員從未通過試鏡，但假如他們有足以改變生活的運氣，他們本來能夠演得很好。

    下一次你拜訪某位舉止從容的法國人時，很可能會發現他收藏著《七星詩社文庫》（Biblioth弎uedelaPl巌ade），但幾乎永遠也不會去讀，其主要原因是其中的書太大太重了。作品被收入《七星詩社文庫》意味著作者成為文學最高殿堂的一員。這些大部頭的書非常昂貴，散發著一種極薄的印度紙張的獨特氣息，這種紙讓一本1500頁的書只有藥店記事簿那麼大。據說它能幫你增加巴黎每平方英尺容納的大師級作品的數量。出版商伽利馬（Gallimard）在挑選進入《七星詩社文庫》的作者時非常挑剔，只有很少的作者在世時能入選，如美學家及冒險家安德魯•馬爾羅（Andr?Malraux）。入選者有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司湯達，還有馬拉梅（Mallarm帲?⑷?亍⒓隅岩約啊投恕５绻憬郵馨投?吮救說乃枷耄?以诤竺婊崽傅劍?慊崛銜?嘧胝庵止俜轎募?敲皇裁锤莸摹?

本文摘自《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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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重大事件。它罕有發生，但一旦出現，就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幾乎一切重要的事情都逃不過黑天鵝的影響，而現代世界正是被黑天鵝所左右。認識黑天鵝，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世界的複雜性，並從不可預知的未來中獲益。在發現澳大利亞的黑天鵝之前，歐洲人認為天鵝都是白色的，“黑天鵝”曾經是他們言談與寫作中的慣用語，用來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這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隨著第一只黑天鵝的出現而崩潰。黑天鵝的存在寓示著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卻又改變一切，但人們總是對它視而不見，並習慣於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和不堪一擊的信念來解釋這些意料之外的重大沖擊，最終被現實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