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永不消失的運氣—沉默的證據問題(3)

    犯罪是否有好處？報紙報道的是那些被抓住的罪犯。《紐約時報》上沒有專欄記錄那些犯了罪但沒被抓住的人的故事，比如逃稅、政府受賄、團伙賣淫、毒殺有錢的配偶（用某種無名的不會被檢測出來的物質）和販毒。

    而且，我們對標準犯罪的報道可能只抓住了那些不那麼聪明因而被捕的人的特點。

    一旦我們逐漸接受沉默的證據，許多曾經隐藏在我們週圍的東西就都開始浮出水面。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花費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我非常確信（但無法證明）訓練和教育能夠說明我們避免落入圈套。

    遊泳運動員身材的演變

    “遊泳運動員的身材”與“初學者的運氣”這兩種常用的表達方式之間有何共同之處？就歷史而言它們有什麼共通的地方？

    賭徒相信初學者幾乎總是有運氣。“後來運氣慢慢變差，但剛開始賭的時候總是走運的。”這一說法從經驗的角度看實際上是對的：研究者證實賭徒確實有走運的開端（股市投機者也一樣）。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都應該當一段時間的賭徒，利用運氣對初學者的眷顧，然後洗手不幹呢？

    答案是否定的。同樣還是錯覺：剛開始賭博的人要麼走運，要麼不走運（鑒於賭場處於優勢地位，更多的人會不走運）。走運的那些，感到自己受到命運的垂青，會繼續賭博；餘下的感到失望，會停止賭博，因此不會出現在樣本中。失敗者可能會去看鳥、塗鴉、當海盜，或從事其他的消遣活動，視他們的脾性而定。繼續賭博的人會記得自己曾經是走運的初學者。放棄賭博的人，從定義上講，將不再屬於賭徒行列。這就解釋了初學者的運氣。

    人們通常所說的“遊泳運動員的身材”也是類似的情況，它讓我在幾年前犯了一個丢人的錯誤（雖然我專門研究這種偏差問題，但我還是沒有意識到自己被愚弄了）。在我問別人不同運動員的身材有什麼差別時，我得到的答案經常是跑步運動員很瘦，自行車運動員屁股有點大，舉重運動員有點重心不穩和身體粗壯。我猜我應該在紐約大學遊泳池花一段時間吸氯氣來獲得“拉長的肌肉”。現在先把因果解釋放在一邊。假設個人基因的差異使他具有特定的身材。那些天生有可能長成遊泳運動員身材的人會成為更好的遊泳運動員。他們就是你在遊泳池里看到的大顯身手的人。但假如他們去舉重，他們的身材大概還是一樣。事實上，不論你服用類固醇還是在健身房里練攀岩，某一塊肌肉的長法都是一樣的。

    你看到的和你沒有看到的

    2005年襲擊新奧爾良的災難性飓風卡特里娜讓許多玩弄政治手腕的政客出現在電視上。這些立法者被災難的畫面以及無家可歸的憤怒受害者的照片打動，許下“重建”的諾言。他們多麼高尚，做出如此人道主義的事，超越了我們卑鄙的自私性。

    他們是否許諾用他們自己的錢來重建呢？不是，是用公衆的錢。假設這些錢來自別的某個地方，就像“拆東牆補西牆”所形容的。那個別的地方就會不平衡，可能是私人出資的癌症研究基金，或者控制糖尿病的研究基金。似乎很少有人關註那些孤獨地躺在那里、沒有電視報道他們的惨境的癌症患者。這些癌症病人不但不會進行選舉投票（下一次投票時他們已經死了），也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情感系統中。他們中每天死去的人數超過被飓風卡特里娜奪去生命的人數。他們才是最需要我們的人，不光是需要經濟說明，還有關心和友善。而他們可能正是錢被拿走的人—間接地，甚至直接地。從研究機構抽走的錢（公共的或私人的）可能會殺死他們，這是一種沉默的犯罪。

    這個問題還有另一種形式，它與我們面對多種可能性時的決策有關。我們能看到明顯而可見的結果，而看不到不可見的和不那麼明顯的結果。但那些我們沒有看到的結果可能，不，是通常更有意義。

    弗里德里克•巴斯夏是19世紀一位奇異的人文主義者，少有的獨立思想家，獨立到在他自己的國家法國竟然無人認識他，因為他的思想與法國的政治傳統相悖。但他在美國有大量追隨者。

    在題為《我們看到的和我們沒有看到的》的文章當中，巴斯夏提出如下觀點：我們能看到政府做了什麼，因此歌頌他們，但我們沒有看到別的。然而確實有別的東西存在，只是它們沒那麼明顯，因此沒有被看到。

    回想一下證實偏差：政府非常擅長告訴你他們做了什麼，而不是他們沒做什麼。實際上，他們可以被貼上僞“慈善”的標簽，也就是以一種明顯而煽情的方式說明別人，而不考慮那些不被人們看到的隐藏結果。巴斯夏反驳了那些顯示政府好處的論點，啟發了自由主義者。但這種觀點可以一般化到兩個極端。

    巴斯夏更進了一步。如果一個行為的積極和消極結果都降臨在行為者身上，我們會學得很快。但通常一個行為的積極影響只惠及行為者，因為它們是可見的，而不可見的消極影響降臨到其他人身上，給社會造成淨損失。想想職位保護措施：你註意到有些人的職位是有保障的，你把它歸因於社會福利。你沒有註意到由此導致有些人找不到工作，因為這種保護降低了職位的公開性。在某些情況下，比如癌症病人由於卡特里娜飓風而可能遭到的懲罰，一個行為的積極結果會立即使政客和僞人道主義者受惠，而消極影響需要很久才表現出來，人們可能永遠不會註意它們。你甚至可以指責媒體把慈善捐贈導向了最不需要它們的人。

    讓我們對2001年9月11日做同樣的分析。大約2500人直接死於本•拉登集團在世貿中心雙子塔造成的災難。遇難者的家庭得到各種機構和慈善團體的捐贈。但是，根據研究者的結果，在那一年餘下的3個月，將近1000人成為恐怖主義沉默的受害者。為什麼？害怕坐飛機轉而開車的人面臨更高的死亡風險。證據表明那段時間的公路死亡率上升，因為公路比天空更致命。這些家庭沒有得到捐助，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親人也是本•拉登的受害者。

    除巴斯夏以外，我還喜歡拉爾夫•納德（RalphNader，活動家和消費者保護主義者，顯然不是政客和政治思想家）。通過曝光汽車公司的安全記錄，他或許成為拯救生命最多的美國公民。但是，在幾年前的政治活動中，就連他自己也忘記炫耀由他的安全帶法拯救的成千上萬人的生命。鼓吹“瞧，我為你做了什麼”比“瞧，我幫你避免了什麼”容易得多。

    回想一下序言里提到的假想議員的故事，他的行動本來可以避免“9•11”事件。有多少這樣的人走在大街上？而且他們並不像那些僞英雄那樣雄赳赳氣昂昂。

    下一次面對這種狡猾的人道主義時，想一想它所造成的沉默結果。

    醫生

    我們對沉默的證據的忽視每天都在致人死亡。假設一種藥物可以治愈許多人身上的一種危險的疾病，不過有可能導致少數人死亡，但這對社會總體上是有益的。醫生會開這種藥物嗎？他沒有這樣做的理由。被副作用傷害的病人的律師會像打狗一樣纏著這名醫生，而被救的病人或許從此再也看不見蹤影。

    救活一個人只是統計數字，傷害一個人則是奇聞逸事。統計結果是不可見的，奇聞逸事是顯而易見的。同樣，黑天鵝事件的風險是不可見的。

    特富龍塗層

    沉默的證據問題能導致最嚴重的後果，其表現為穩定的假象。對沉默證據的認識偏差降低了我們對我們在過去招致的風險的認識，尤其是有幸躲過了那些風險的人。你的生命曾遭受嚴重威脅，但你幸存下來，於是你在事後會低估情況的實際危險性。

本文摘自《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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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重大事件。它罕有發生，但一旦出現，就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幾乎一切重要的事情都逃不過黑天鵝的影響，而現代世界正是被黑天鵝所左右。認識黑天鵝，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世界的複雜性，並從不可預知的未來中獲益。在發現澳大利亞的黑天鵝之前，歐洲人認為天鵝都是白色的，“黑天鵝”曾經是他們言談與寫作中的慣用語，用來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這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隨著第一只黑天鵝的出現而崩潰。黑天鵝的存在寓示著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卻又改變一切，但人們總是對它視而不見，並習慣於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和不堪一擊的信念來解釋這些意料之外的重大沖擊，最終被現實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