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雏”龐統做不佳縣令

    一、我開始相信有一種人才是為特別宏大的尺度設計的，在任何小一級的尺度上，他們都不能有好的發揮，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有所發揮。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一再出現，我們看一個案例。

    【“鳳雏”龐統做不好縣令】

    210年，劉備任命龐統為耒陽（湖南耒陽）縣令，龐統政務荒廢，被免官。魯肅寫信給劉備說：“龐統的才幹不適合管理一個方圓百里的小縣，讓他處在治中、別駕的職務上，才能發揮他的才幹。”諸葛亮也談到龐統的才幹。劉備召見龐統，與他詳細談論天下大勢後，大為器重，就任命他為治中，對他的親信程度及待遇僅次於諸葛亮。

    二、要讓這些大才發揮才幹，除了尺度合適以外，還要給他們創造合適的做事環境。《墨子•尚賢》說：“給他高官，給他厚祿，給他事做，給他決策的權力。爵位不高，民衆就不尊敬；俸祿不厚，民衆就不信服；政令不能決斷，民衆就不畏懼。拿這三件東西授予賢者，並不是為了賞赐賢人，而是想要將事情辦成。”這就是說，當認定一個人才的非凡價值之後，拿現在的說法，職權利三方面一定要到位，職權利三方面的高標準設計就是一個賢才做事的環境。

    三、越是高層次的人才，越是要作為“個案”來處理（相對於“批處理”的人力資源計劃）。如果把管仲、韓信、百里奚放到現在等級森嚴的科層制組織中，他們都不可能有出路。考察超級人才最終得以成立的實際案例，均是千回百折（曲折到讓人覺得其中有“天命”主宰的程度），其中又有許多特別的因素，尤其是伯樂之難。《史記》上特別記載：“天下不推崇管仲之賢而推崇鲍叔能知人也。”

    四、不能求全責備，司馬光“德才兼備論”的“篩子”太密，管仲、韓信、百里奚都通不過。還是魏徵的說法通達務實，唐太宗李世民對魏徵說：“因官職而去選擇人才，不可倉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則衆位君子都會來到；任用一位小人，則其他小人會競相進身。”魏徵回答說：“是這樣的。天下未平定時，則對於一個人專取其才能，並不看重和考察其德行；動亂平定後，則不是德才兼備的人才不能使用”（參《通鑒紀事本末•貞觀君臣論治》）。對於現代公司來說，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打天下”與“守天下”的分界線。我的看法是，在競爭激烈的時代，“重才”還是應該大於“重德”。德之缺失，在一個法治社會就大處說有國家法律加以制約，從小處說，作為個人修身之德已經內生於才之中，概念上雖然可以明確地區分德與才，但在具體的人身上，並沒有所謂的“無德之才”。而且過分強調德，推至極端，就會使“無才便是德”大有市場。東漢仲長統在《昌言》中論三公（官名合稱，為最高輔政大臣。一說指太師、太傅、太保，一說指司徒、司馬或太尉、司空）人選時說：“從中期開始，選任三公，都務必從清廉忠厚而又謹慎小心、循規蹈矩而又熟悉古代典章的人中選拔。這乃是婦女的楷模，鄉間的平常之人罷了，怎麼足以身居三公高位呢？三公的勢力既然已是那樣低落，人選又是如此平庸，卻希望三公為國家建立功勳，為人民取得政績，這豈不是遙遠的事情嗎？”說到求全責備，可以舉一個較極端的案例，聽起來像笑話，但卻是真實的歷史事件。

    【衛國國君因兩個雞蛋不想任用苟變】

    前377年，子思（孔子之孫，《中庸》作者）向衛國國君推薦苟變時說：“他的才能可統領五百輛戰車。”

    衛國國君說：“我知道他是個將才，然而他做官的時候，有次徵稅吃了老百姓兩個雞蛋，所以我不用他。”

    子思說：“聖人選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因此一根合抱的良木，只有幾尺朽爛處，高明的工匠是不會扔掉它的。現在您處在紛爭之世，正要廣泛網羅‘爪牙之士’，卻因為兩個雞蛋而舍棄一員大將，這事可不能讓鄰國知道啊！”

    衛國國君一再拜謝說：“接受你的指教。”

    茍變只是徵稅時吃了老百姓兩個雞蛋，衛國國君就認為他的道德有問題而不肯任用他。對比吳起逃到魏國的時候，已有“殺妻求將、母喪不奔”兩大劣迹，但魏文侯照樣用他，用他的原因在於吳起的軍事才能比得上司馬穰苴。作為對比，可以再看一下劉邦的用人之道：

    【前14年，梅福上書漢成帝劉骜】

    從前，漢高帝接納善言，好像唯恐不及；順從谏言，好像轉動圓的器物；聽取谏言，不求本人一定有才能；獎勵功勞，不追究其平素行為。

    陳平出身於亡命之徒，而能成為重要謀臣；韓信崛起於行伍中，拜為上將。因此天下人才雲集歸漢，爭獻奇策異能。智者竭盡謀略，愚者也盡心獻上一得之慮，勇士極力顯示不怕死的氣節，懦夫也勉勵自己拚命效死。合天下人的智慧，集天下人的威力，因此攻秦就像拾起一根羽毛，取楚?如揀起掉在路上的東西。這正是漢高帝無敵於天下的原因。

    梅福在奏書里還引申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楚漢相爭的形勢，就像佈熱津斯基在《大抉擇》中所說的那樣，是“一只瓶子里有兩只蠍子”一樣的競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天下之人才，不是歸漢，就是歸楚，而陳平、韓信原來都是項羽的手下，項羽不能用，而劉邦能用，不光用，還大用。就人才戰略和用人氣度來說，楚漢相爭之結局不是早就決定了嗎。項羽有萬夫不擋之勇，是一個專業人才，但不是一個好的領導者。劉邦對自己的領導才能頗有點沾沾自喜。前201年劉邦設計抓住韓信，史書上記載了君臣之間的一次閑聊天。

    【韓信帶兵，多多益善】

    高帝劉邦曾與韓信閑談，議論將領們能帶多少兵。高帝問道：“像我這樣能率領多少兵呢？”韓信說：“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兵。”高帝說：“對您來說怎麼樣呢？”韓信道：“我是多多益善啊。”高帝笑著說：“多多益善，為什麼卻被我捉住了呢？”韓信說：“陛下雖不能帶兵卻善於駕馭將領，這就是我所以被陛下捉住的原因。何況陛下的才能，正是人們所說的‘此為上天赐予，而不是人力能夠取得的’啊。”

    這一段君臣對話很有意思，帶兵“多多益善”的韓信當然是一個領導者，但在領導者尺度上韓信比不上劉邦，在打仗的專業技術領域，劉邦比不上韓信。說到底劉邦是一個政治人才，而韓信只是軍事人才。劉邦有無所不包的胸襟，而韓信在超出專業技術領域之外，其才能就顯得單薄了。

    五、與其時常感歎人才難得，不如更多地從領導者自身尋找原因。關於這一點，司馬光在《資治通鑒》127年的相關評述中說得很明白。

    【招不到人才的策略檢查表】

    如果禮節完備，情意殷勤，而賢才仍不願出來做官，則明君不應該採取強制手段，而應該冷靜地反省：

    難道是我的品德太薄，不值得他仰慕？

    政治太混亂使他無法輔佐？

    奸佞當權，使他不敢出來做官？

    我的誠意不夠，使他憂慮自己的意見不會被採納？

    為什麼賢才不接受我的徵聘？假如我的品德已厚，朝政已清明，奸佞已疏遠，誠意已到，那麼賢才定將叩門自薦，哪里會再三徵召而不肯應聘呢？荀子說：“晚上燃火捕蝉，只須把火光照亮，再搖動樹枝就行了。如果火光不亮，只搖樹枝，也沒有用處。而今，君王如能發揚厚德，則天下的人都會歸心，猶如蝉去投奔亮光。”有些君主因賢才不應徵召而感到羞耻，於是用高位來引誘他，用嚴刑峻法來威脅他。假如他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則對高位一定不貪婪，對嚴刑一定不畏懼，君主最終還是得不到他。能夠得到的，都是些貪圖高位、苟且偷生的人，又哪里值得尊重呢？

    既然天下不可能無才（見人才學部分的相關論述），但為什麼人才不肯到我這兒來呢？司馬光明確地提出了一個領導者內省的策略檢查表。共有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領導者自身的，現在是一個雙向選擇的社會，人才不肯來，可能是他們看不上公司的領導者，至少是不認同，或者不認同領導者的為人，或者不認同領導者的價值觀；第二個問題是認為組織管理一團糟，我就是來了也無法展開工作，到時雙方只有損失，而沒有價值的創造；第三個問題，公司人事上有大問題，領導者可能只相信他的家族成員、好朋友、過去的老戰友、老同學、老同鄉等等，他們天然地排斥外來的職業經理人掌權；第四，領導人雖然對我發出了邀請，但誠意不夠，誠意不夠或許是重視程度不夠，對我的建言或許只是表面認同，而內心卻不認為是這樣。關於第四個問題，我們看一個比較極端的案例：

    【魏擊的問題：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

    前403年，魏文侯的公子魏擊（後繼位為魏武侯）出行，途中遇見國師田子方，忙下車行禮。田子方卻不回禮。

    魏擊怒氣沖沖地說：“富貴的人能對人驕傲呢，還是貧賤的人能對人驕傲？”

    田子方說：“當然是貧賤的人能對人驕傲，富貴的人哪里敢對人驕傲呢？國君對人驕傲就將亡國，大夫對人驕傲就將失地。貧賤的遊士呢，話不聽，行為不合意，就穿上鞋子告辞了，到哪里得不到貧賤呢？”

    魏擊於是謝罪。

    田子方的話很透彻，一個要成就大事的人就應該克己而虛懷若谷，為什麼大海最大，是因為大海最低。用“低”來成就“大”，這就是中國智慧。但凡一個人有某些方面的才能，當然會驕傲一些，因為對他來說，有這個才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領導者現在正需要用到他的才能，的確是有求於他，自然應該謙卑一點。

    207年（建安十二年），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時劉備46歲，諸葛亮只有26歲。三國時代的主要人物，曹操年紀最大，生於公元2世紀50年代，劉備生於60年代，孫權和諸葛亮都生於80年代，拿現在的說法，孫權和諸葛亮都是“80後”，諸葛亮比孫權大一歲，他們對曹操和劉備來說，都是不折不扣的“小字輩”。諸葛亮也不是他在《出師表》中說的“臣本佈衣”那麼簡單，他在湖北襄陽有第一流的上層社會關係。佔據荊州的劉表是諸葛亮的姨父，襄陽大族蔡瑁曾協助劉表取荊州，蔡瑁是諸葛亮的舅父。諸葛亮的姐夫是龐山民，龐山民是龐德公的兒子，而龐統是龐德公的侄子，向劉備推薦諸葛亮的司馬徽、徐庶都是龐德公家的座上客。稱諸葛亮為“卧龍”，稱龐統為“鳳雏”，稱司馬徽為“水鏡先生”，都是龐德公的發明，而且這些雅號在當時都廣為流傳並得到社會的公認。所以劉備三請諸葛亮不是盲目的，事實上諸葛亮用世之心極深，經常把自己比作管仲和樂毅，一直有等待英明領袖，一展雄才的意願（參見黎虎：《魏晉南北朝史論•諸葛亮躬耕地考辨》）。說起來，劉備三顧茅廬的代價是很低的，劉備這樣付出以後，事實上諸葛亮就要為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無論怎麼說，劉備作為整合人才的領導者是非常劃算的。

本文摘自《中國式公司成長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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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為止，公司管理人員雖熱衷於從中國歷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絕大多數信息都是離散的、局部的。本書通過中國歷史系統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研究的目的在於對當代中國公司成長戰略有所啟迪。蝴蝶模型試圖用9個結構化的中國式概念來解釋一個組織成長之全過程。它為真正的戰略領導者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思維地圖，而所有事業的參與者也能從中找到自己的職責、動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強烈地感覺到在西方管理技術研究貢獻種種成果之餘，真正的戰略領導者需要加以整合，從而形成一種整體、圓融、全景式的觀點。事實上，“蝴蝶模型”是通過中國歷史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的第一個戰略理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