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孝基為唐朝發掘了兩位名相

2014-02-18 19:28:09

    高孝基為唐朝發掘了兩位名相:房玄齡、杜如晦

    正確地認識、評價人才,是網羅與使用人才的基础。而認識與評價人才的最高境界是“識英雄於草莽”,就像橋玄、何颙、許劭曾經做過的那樣。我們再看一個案例:

    600年(隋文帝楊堅開皇20年),房玄齡(21歲)、杜如晦(15歲)被吏部選為候補官員。吏部侍郎高孝基有知人的名聲,他見到房玄齡,歎息道:“我見的人也很多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年輕人,以後必成大器,只可惜我不能親眼見到他成大材了。”他見到杜如晦說:“你有隨機應變的才具,一定會被委以重任的。”高孝基把子孫都託付給了他們。

    高孝基是什麼樣的人?《資治通鑒》599年說:

    隋文帝楊堅任命牛弘為吏部尚書。牛弘主持選拔官吏時先德行而後才能,十分謹慎,雖然導致對官吏的選拔緩慢,但是所進用的官吏大都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有鑒賞之才,機敏明察無人可比,可惜太過豪爽,反使人覺得有些輕薄,當時的大臣因此對他有疑慮,唯獨牛弘最了解他,對他誠心任用。整個隋朝的選舉,此時做得最好,當時輿論更加佩服牛弘有遠見和肚量。

    高孝基和他的頂頭上司牛弘個性非常不同,牛弘謹慎,高孝基也謹慎,但高孝基同時又“過於豪爽俊逸”,與牛弘的持重相比,就不免顯得有點“輕薄”。但我認為,高孝基如果沒有這一種豪爽俊逸,他就不能看出21歲的房玄齡、15歲的杜如晦是了不起的人才。識人選人,最基本的條件當然是“持身以正”,如果是親戚就要照顧,上司的子弟又要照顧,比自己能力強的人又不敢用(武大郎開店),那這種人就根本不能擔任此職。但識人選人,僅僅持身以正遠遠不夠,還需要一種非常特別的眼光,這種眼光也不單纯是惺惺相惜的心理吸引,惺惺相惜有時只是一種私心,喜愛跟自己相同類型的人而已。

    後來隋朝滅亡唐朝興起,李世民進入長安,原隋朝臣子房玄齡、杜如晦均歸附李世民,兩人跟隨李世民上馬打天下,下馬守天下,李世民視之為左右手,唐朝說到賢能的宰相,排在前兩位的就是房玄齡、杜如晦。《通鑒紀事本末•貞觀君臣論治》上說:“房玄齡通曉政務,又有文才,晝夜盡心,惟恐偶有差池;運用法律寬和平正,聽到別人的長處,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責備,不以己之所長要求別人,與杜如晦提拔後進,沒有滿足之時。至於尚書省的制度程序,均系二人所定。唐太宗每次與房玄齡謀劃政事,一定要說:‘非杜如晦不能最終敲定。’等到杜如晦來,最後還是採用房玄齡的建議,這是因為房玄齡善於謀劃,而杜如晦長於決斷的緣故。”只是杜如晦壽命短,只活了45歲,而房玄齡當宰相20多年,對國家的貢獻更大一點。

本文摘自《中國式公司成長戰略》


  迄今為止,公司管理人員雖熱衷於從中國歷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絕大多數信息都是離散的、局部的。本書通過中國歷史系統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研究的目的在於對當代中國公司成長戰略有所啟迪。蝴蝶模型試圖用9個結構化的中國式概念來解釋一個組織成長之全過程。它為真正的戰略領導者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思維地圖,而所有事業的參與者也能從中找到自己的職責、動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強烈地感覺到在西方管理技術研究貢獻種種成果之餘,真正的戰略領導者需要加以整合,從而形成一種整體、圓融、全景式的觀點。事實上,“蝴蝶模型”是通過中國歷史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的第一個戰略理論模型。

 承諾與聲明

兄弟財經是全球歷史最悠久,信譽最好的外匯返佣代理。多年來兄弟財經兢兢業業,穩定發展,獲得了全球各地投資者的青睞與信任。歷經十餘年的積澱,打造了我們在業內良好的品牌信譽。

本文所含內容及觀點僅為一般信息,並無任何意圖被視為買賣任何貨幣或差價合約的建議或請求。文中所含內容及觀點均可能在不被通知的情況下更改。本文並未考 慮任何特定用戶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和需求。任何引用歷史價格波動或價位水平的信息均基於我們的分析,並不表示或證明此類波動或價位水平有可能在未來 重新發生。本文所載信息之來源雖被認為可靠,但作者不保證它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同時作者也不對任何可能因參考本文內容及觀點而產生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承擔責任。

外匯和其他產品保證金交易存在高風險,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虧損可能超出您的帳戶註資。增大槓桿意味著增加風險。在決定交易外匯之前,您需仔細考慮您的財務目標、經驗水平和風險承受能力。文中所含任何意見、新聞、研究、分析、報價或其他信息等都僅 作與本文所含主題相關的一般類信息.

同時, 兄弟財經不提供任何投資、法律或稅務的建議。您需向合適的顧問徵詢所有關於投資、法律或稅務方面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