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白居易《長恨歌》是輕浮之作？

    為什麼白居易《長恨歌》是輕浮之作？

    選擇高級人才是組織最重大的決策，所以不能不慎之又慎。而選擇得當與否，也一定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前面提到的唐憲宗（李纯）在去世的前一年（819）提出一個問題：“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玄宗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有兩個重要的年號，前期是開元，共29年；後期是天寶，共14年。開元是歷史上著名的盛世，號稱大治。天寶年間則掀起唐朝大動亂的序幕，天寶四年（745）唐玄宗冊封楊貴妃，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開始謀反，李隆基的皇帝也做到了頭。李隆基揭幕的大動亂對唐朝社會到底有多大的危害，我們可以看一組數據，直叫人不寒而栗。安祿山造反的前一年（754），唐朝全國共有907萬戶，5288萬人口；內戰十年以後的764年，全國只有290多萬戶，1690多萬人口。也就是說十年時間全國死去3600萬人，平均每天要死去一萬人，死去的人口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二強。而755年安祿山兵變的那一年，李隆基的宮女就有4萬多人，是中國歷史的最高紀錄（參見柏楊：《現代語文版資治通鑒》）。知道了這樣的背景，再看白居易的《長恨歌》，總有不忍卒讀之感，什麼“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侧”，什麼“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顔色”，什麼“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狗屁！人的生命是無價的，人不是“草”，不可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白居易在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寫《長恨歌》，終究還是輕浮淺薄之輩，那時的白居易34歲，在今天的陝西週至縣做縣尉。要得元和四年（809），白居易才會寫出《賣炭翁》這樣的詩，算是找到了一點良知。

    唐玄宗李隆基的宰相序列

    我們還是回到唐憲宗819年的問題：“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

    宰相崔群說：“玄宗任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颋、韓休、張九齡為相，則天下大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為相，則朝政紊亂。所以，用人得失，關係重大。人們都認為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叛亂是天下大亂的開端，我則認為開元二十四年（736）張九齡罷相，用李林甫主持朝政是治亂的分界線。但願陛下效法玄宗開元初年，以天寶末年為鏡鑒，那就是國家長治久安的福分啊！”

    李林甫在歷史上很有名，有一個成語“口蜜腹劍”就是形容他的為人和手段的。李林甫居宰相高位19年，專政自恣，杜絕言路，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陷之以罪，附之者雖小人，亦被重用。唐玄宗後期怠於政事，大權全部委託給李林甫。因唐王朝蕃將大多是文盲，不識字，不能入朝為宰相，李林甫因此奏請重用他們，結果導致安祿山等人長期在外掌握重兵，助成安史之亂。就是這樣一個人，把唐王朝的列車開往覆亡的邊緣，而他自己在安祿山兵變的前三年（752）在家病死了，算是善終。有的人是“雖然他走了，但他種的玫瑰留了下來”，李林甫正好相反。

    姚崇和宋璟是唐朝有名的賢相，《資治通鑒》在開元四年（716）有一個記載：

    姚崇和宋璟相繼為相，姚崇擅長隨機應變以完成任務，宋璟擅長遵守成法堅持正道；兩個人的志向操守不同，卻能同心協力輔佐唐玄宗，其時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在唐代賢相中，前有貞觀朝（李世民時期）的房玄齡和杜如晦，後有開元朝的姚崇和宋璟，其他人都無法與他們相提並論。

    也就是說唐王朝賢能的宰相排名，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和宋璟是前四強。這個評價是非常高的，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朝代，而他們都是唐王朝的國家CEO。有意思的是，唐玄宗對姚崇和宋璟的態度與對李林甫的態度完全不同。

    姚崇與宋璟進見時，唐玄宗常常要站起來迎接，他們離開時，唐玄宗便要在殿前相送。等到李林甫做宰相，雖然恩宠超過了姚崇和宋璟，但得到的禮遇就太微薄了。

    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唐玄宗尊重姚崇和宋璟，但事實上看不起李林甫，但又不能沒有李林甫，因為李林甫會弄得他很舒服。李林甫只是現在所謂的“辦公室政治”的能手。

本文摘自《中國式公司成長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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