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之觀念

    第二篇人是萬物的尺度

    當員工一百人時，我必須站在員工的最前面，身先士卒，發號施令；當員工增至一千人時，我必須站在員工的中間，懇求員工鼎力相助；當員工達到一萬人時，我只有站在員工的後面，心存感激即可；如果員工增加到五萬至十萬人時，除了心存感激還不夠，必須雙手合十，以拜佛的虔誠之心來領導他們。

    ——日本經營之神、鬆下電器創始人鬆下幸之助

    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春秋政治家晏嬰

    前五世紀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假如不去糾纏唯心與唯物的命題，我感覺這句話恰恰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假如說一切自然物都是“上帝的創造”，那麼一切非自然物即都是“人的創造”。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首次統一的中國”恰恰是秦始皇（當然也包括從秦孝公開始的秦國歷代君主）創造的“非自然物”，也是以秦始皇為代表的中國人的一種新的尺度。

    “人”處在蝴蝶模型最中心的位置，如果說蝴蝶模型能“運轉”起來的話，那麼“人”就是旋轉的中心。

    蝴蝶模型最中心的要素“人”將分成兩個部分來加以闡述：一是人才學，二是領導學。

    第一章    人才學

    一、人才之觀念

    魏國人才的大量流失，導致魏國不可遏制地衰落下去

    前355年，齊威王和梁惠王在一起打獵，他們讨論到什麼是國家“寶物”的問題。

    梁魏王問：您王也有寶物嗎？

    齊威王：沒有。

    梁惠王有些得意地說：我擁有的是一個小國，尚且有12輛車，每輛車各用直徑一寸的寶珠十顆前後照耀，為什麼像齊國這樣的大國反而沒有寶物呢？

    齊威王說：在什麼是寶物的問題上，我與您的看法不同。我的臣子中有個叫檀子的，派他去鎮守南方邊境，那麼楚國就不敢向東侵奪，泗水流域的12個小國都會前來朝拜；我的臣子中有個叫朌子的，派他去鎮守高唐（山東禹城），那麼趙國就不敢往東到黃河捕魚；我的臣子中有個叫黔夫的，派他鎮守徐州（河北大城縣），那麼燕國就到北門祭祀，趙國就到西門祭祀，祈求神靈保佑免受攻擊；我的臣子中有個叫種首的，派他去防備盜賊，那麼就做到了道不拾遺。我的寶貝可以照耀千里，豈止是12輛車呢？

    梁惠王很惭愧，就離去了。

    梁惠王在歷史上非常有名，《孟子》中孟子見的梁惠王，就是這個擁有很多寶珠的梁惠王。梁惠王在位時間長，有51年之久。梁惠王曾經重用過一個著名的歷史人物龐涓，結果龐涓先後在桂陵（前354年）、馬陵（前341年）之戰中敗於齊國的孫膑。經過這兩次戰役，魏國國勢轉衰。孫膑和龐涓都是鬼谷子的學生，但在氣度和韬略上，顯然龐涓小計策多，大謀略少，明顯不是孫膑的對手。

    魏國出產人才，但不能任用人才，這個特點非常明顯。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歸納說：“魏王國地居中原，物產豐富，教育發達。當時最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半數以上出生在這里或集中在這里。可是魏王國颟顸的統治階層，不但不能用他們，反而淩辱迫害，逼使他們投奔敵國。我們不能想象：如果魏王國任用了吳起、公孫鞅、孫膑、範睢、樂毅，歷史的發展會變成什麼樣子。”

    吳起、公孫鞅、孫膑、範睢、樂毅都是戰國時一流人物。吳起曾為魏國收复黃河以西地區，後被迫出走楚國，任楚相，厲行變法。公孫鞅就是商鞅，應秦孝公“求賢令”之招進入秦國，實施變法，一舉奠定秦國強盛之基。範睢後為秦相，為秦國制定了歷史上著名的“遠交近攻”蠶食山東六國的策略，是秦統一中國的過程中舉足輕重的大戰略人物。樂毅從魏國出奔燕國後，曾經差一點滅了齊國，導致齊國元氣大傷。

    人才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寶物”，這是齊威王二千多年前給我們的教導。春秋時，著名政治家晏嬰曾對齊景公說：“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這些在發現和使用人才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毛病，魏國幾乎全部具備。因此魏國作為戰國初年的大國，它的整體衰落是難以避免的。

本文摘自《中國式公司成長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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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為止，公司管理人員雖熱衷於從中國歷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絕大多數信息都是離散的、局部的。本書通過中國歷史系統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研究的目的在於對當代中國公司成長戰略有所啟迪。蝴蝶模型試圖用9個結構化的中國式概念來解釋一個組織成長之全過程。它為真正的戰略領導者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思維地圖，而所有事業的參與者也能從中找到自己的職責、動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強烈地感覺到在西方管理技術研究貢獻種種成果之餘，真正的戰略領導者需要加以整合，從而形成一種整體、圓融、全景式的觀點。事實上，“蝴蝶模型”是通過中國歷史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的第一個戰略理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