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組織管理與變革的制度設計

所謂“法”，指的是制度層面的一種設計。“法”是公開的，而且具有較長的時效性。在蝴蝶模型中，“法”這一部分主要研究組織管理以及組織變革。組織管理主要研究賞罰（恩威）、寬猛、人治與法治、職權利、績效考核、用親與用賢、地方與中央等七個方面的問題，組織變革主要研究“激進式制度創新”以及中國歷史上大規模變革（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的經典案例。

制度的設計、推行和變革與人事密切相關

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說：“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人事比較變動，制度由人創立亦由人改訂，亦屬人事而比較穩定，也可以規定人事，限制人事。”把“法”與“人”緊密相連，是中國政治思維的特色。一個夢想長期發展的組織總想找到一些“穩定的力量”，這種力量之一就是“法”，“法（制度）”至少比“人（人事）”要穩定得多。錢穆接下去提出一種批評，他說東漢開頭的三個皇帝，光武帝（劉秀）、明帝（劉莊）、章帝（劉炟）都是好皇帝，“然而只是人事好，沒有立下好制度。”當然，東漢屬於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王朝之一，除了早期的商、夏、週，能與東漢比肩的王朝屈指可數，錢穆的批評用的是最高規格的參照系，比如西漢，比如唐，所以才能有這樣的“苛評”。但無論如何，一個組織能不能立下好的制度，一個領導人除了自身是個“好人”以外，能不能為組織的長遠發展立下好的制度，恰恰是區分一個組織“優秀”還是“卓越”的分界線。

“法”在中國有一個特別源泉，就是“法家”

先秦時能富國強兵的人物多屬法家，如齊國的管仲、秦國的商鞅、楚國的吳起等等，那時，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無所施展，處於“郁郁不得志”的地位，一直要等到天下大一統，漢高帝劉邦的時候，儒家擅長的“制禮作樂”才有了一些用武之地。董仲舒則順勢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但很快就發生了問題，西漢七個諸侯國發生動亂，漢室天下幾乎傾覆。一直要到漢武帝的時候，丞相公孫弘兼通儒家、法家兩種學說，擅長“緣儒飾法”，深得漢武帝賞識，從而確立了“外儒內法”的主流國家意識形態。因此，法家在組織管理和組織變革中一直處於擔當大任的主體地位。

戰國後期的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秦始皇非常欣賞他。韓非強調“法、術、勢”三者並用。在韓非以前，“重法”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用術”的代表人物是申不害（這里的“術”特指君主控制和使用臣下的手段），“重勢”的一派以慎到為代表。韓非加以融合，廓清三者的結構，以法為本，“抱法”、“處勢”、“用術”三者融為一體，建立起法家學說的精密體系。韓非有口吃的生理缺陷，和李斯同為荀子的學生，但是最終被老同學李斯害了性命。

從“術”到“法”是組織的一種根本性進步

蝴蝶模型認為從“術”到“法”是組織的一種根本性進步。一個組織不可能永遠靠短期的、不公開的“術”來生存和發展，一個組織或許在某個時段能夠有“罕見的好運氣”，但從一個較長的時間尺度來看，光靠“術”，一定難以為繼；而“法”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總結了以往成功的規律，廓清了一個組織能夠進步的種種動力，對可能毒害組織肌體的種種因素有清醒的認識，並且對組織的日常經營活動的各個方面作出了相應的制度設計。

就企業經營來說，中國經歷了30年的改革開放，有大量的企業已經成長起來，成長的過程中用了許多“術”，對於有抱負的企業來說，則會自然產生向“法”躍進的內在要求。因此，有許多企業開始制定自己的基本法。其中，《華為基本法》是糅合了東西方管理哲學的典範性文本，其中有許多思想源自中國歷史的經驗。

任何制度用的時間長了就會變壞，所以需要變革

制度既要配合人事，也要配合外部環境的變遷，因此任何一項制度用的時間長了就會變壞。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舉了一個案例：

一郡必有幾個像樣的家庭，這便造成了將來之所謂世族門第。當時的大門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國各地，大概是每郡都有幾家有聲望的，我無以名之，名之曰門第的社會。這並非封建社會，也並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但一樣有不平等。雖非封建貴族，而有“書生貴族”。雖非工商業資本，而有“書籍資本”（書本不易得，古代書籍都用竹帛書寫，紙張很少，更無印刷。）。國家的政治制度雖沒有對那些家庭許下世襲特權，但他們因有家庭憑借，無異於有世襲的特權了。中國魏晉以下門第社會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漢代之察舉制度（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但就漢代察舉制度之原始用意而言，實在不好算是一種壞制度。但日子久了，那制?就變壞了。這不只是漢代選舉制度如是，我們可以說，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否則一項好制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後代人來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會永久好下去，才使我們在政治上要繼續努力，永久改進。制度也只是歷史事項中之一目，人類整部歷史便沒有百年不變的，哪能有一項制度經過一兩百年還算得是好制度呢？

既然“日子久了，制度就變壞了”，所以要有組織變革，組織變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任何變革都會阻力重重。商鞅在變法前曾與秦國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有過激烈的思想論戰，因為商鞅變法嚴重侵害到舊貴族的既得利益，比如“沒有軍功就不能封爵”等等。商鞅在論辯中說過許多讓後人很費思量的話，如“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這都是說，普通大衆不可以跟他們讨論開始改革，但可以跟他們分享改革成果。“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這是說，普通人以及學者（尤其是儒家）都會成為改革的反對力量，因為他們有天然的局限，普通人是因循守舊，而學者會對自己的學說沾沾自喜，從而自負，從而不能面向未來接受新理念。“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這是商鞅式的精英主義思想，人有智愚、賢不肖的分別，而智者、賢者自然處於領導地位。

“變法”需要大無畏精神，如果沒有大無畏的精神，就是對變法可能出現的嚴峻局面估計不足。商鞅最終也遭受了“車裂”的酷刑。

既然“日子久了，制度就變壞了”，因此，《華為基本法》第一百零三條說：每十年基本法進行一次修訂。

本文摘自《中國式公司成長戰略》

　　迄今為止，公司管理人員雖熱衷於從中國歷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絕大多數信息都是離散的、局部的。本書通過中國歷史系統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研究的目的在於對當代中國公司成長戰略有所啟迪。蝴蝶模型試圖用9個結構化的中國式概念來解釋一個組織成長之全過程。它為真正的戰略領導者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思維地圖，而所有事業的參與者也能從中找到自己的職責、動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強烈地感覺到在西方管理技術研究貢獻種種成果之餘，真正的戰略領導者需要加以整合，從而形成一種整體、圓融、全景式的觀點。事實上，“蝴蝶模型”是通過中國歷史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的第一個戰略理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