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力樞紐:“人”(2)

2014-02-19 10:33:50

    在《孫子兵法》五力模型中,“人”更具體化為“將”。我們普通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在兵家尤其有如此的嚴重。春秋時,齊國名相晏嬰向齊景公推薦穰苴,推薦語說:“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晏嬰是個小個子,貌不驚人,但他有勇有謀,有德有才,而且又能識別人才。穰苴後來做了齊國大司馬(元帥),有《司馬法》傳諸後世。穰苴說:“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戰鼓)之急則忘其身。”又說:“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這些話都堪稱兵家之聖經,即使到今天也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孫子兵法》又說:“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這話一點不假。比如戰國末年,趙孝成王(趙丹)中了秦國宰相範睢的反間計,任用“紙上談兵”的趙括為將,結果長平之戰趙國死了45萬軍隊,秦國進而圍攻趙國首都邯鄲,趙國差一點就要滅亡了,古今為將之禍沒有大於趙括的,為君選將之誤沒有大於趙孝成王的。

    2、領導學:越是高級別的領導人越應該是“中醫”

    蝴蝶模型“領導學”主要涉及領導人的個人修養、領導人的工作方法、網羅和使用人才、領導人的個性和決策模式等幾個方面。只有通過對歷史上“大人物”的解讀,才能真正明白做大事的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才能真正明白大人物何以成為大人物?

    中國歷史上的“大人物”很多,比如任用商鞅變法的秦孝公。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但秦始皇之所以能統一中國,並不是出於一己之力,而是肇始於他的祖先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秦國從此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

    秦孝公即位時只有21歲,即位之初就任用商鞅,變法圖強。秦孝公厲行變法的動力之一,就是他想要恢復他的祖先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的霸業。秦孝公元年是公元前361年,秦穆公去世為公元前621年,中間相距260年,歷經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厲共公、躁公、懷公、靈公、簡公、惠公、出子、獻公十五代君主才到秦孝公。但秦孝公變法圖強,遠接秦穆公,只以秦穆公為參照系,中間十五代君主都忽略不計了。秦孝公孜孜以求秦穆公稱霸時秦國的“光榮與夢想”,承前啟後,發揚光大,一舉奠定140年以後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基。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把商鞅變法與日本明治維新相提並論,兩者相隔2000年,但均能讓一個小國、窮國、弱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崛起。

    秦孝公那麼年輕,作為一個領導人,他何以能奠定秦國的強盛之基,何以他能夠領導一場偉大的組織變革,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組織領導人的最高職責究竟是什麼?西漢宰相陳平認為他的主要職責是“理陰陽,順四時”,漢文帝連聲稱贊他說得好。由此推斷,越是高級別的領導人越應該是“中醫”,而不是“西醫”;越應該具有“整體的觀念”,而不是“局部深入的觀察”或“對某種技術的迷戀”。為了做到這一點,需要領導人不斷加強個人的修為,找到正確的工作方法,遊刃有餘地網羅和使用人才。這很難,事實上連名相諸葛亮都做不到。

    領導人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是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戰略決策的水平跟領導人的“個性”密切相關,兩種極端的決策方式分別是“深謀遠慮式”和“即時反應式”(有點類似於巴甫洛夫“條件反射”的著名實驗)。“深謀遠慮式”是決策理應追求的境界,也是蝴蝶模型“戰略決策模式”這一部分重點展開的內容。但相當多的組織領導人卻不由自主地落入“即時反應式”,這方面的顯例是戰國時代的楚懷王(熊槐)。

    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平庸的君主,楚懷王不過是其中之一。有些平庸的君主沒有研究的價值,因為他們的“興趣”根本不在國家治理、國家振興這一方面,就像一個人名義上是個圍棋手,但事實上他根本就不下圍棋,你就無從知道他的棋藝高低了。而且,像晉惠帝司馬衷、晉安帝司馬德宗這樣的人,原本就是白痴,你去研究他幹什麼。但楚懷王不同,他是一個大國的君主,卻屢次被縱橫家張儀戲弄於股掌之間。最後的結果是嚴重的,楚懷王作為一個囚徒客死異國(秦國),而戰國七雄之一的楚國也萬劫不复地衰落下去。

    戰略思維能力驚人貧乏的楚懷王的典型意義還在於,我屢次在其他君主身上發現他的影子(甚至包括一向被認為雄才大略的漢高帝劉邦、魏武帝曹操),但成功的領導者會幸運地從“楚懷王的影子”中掙脫出來,掙脫的方式往往又在於能夠採用“他人的智慧”來照亮自己戰略思維黑暗的死角。

本文摘自《中國式公司成長戰略》


  迄今為止,公司管理人員雖熱衷於從中國歷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絕大多數信息都是離散的、局部的。本書通過中國歷史系統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研究的目的在於對當代中國公司成長戰略有所啟迪。蝴蝶模型試圖用9個結構化的中國式概念來解釋一個組織成長之全過程。它為真正的戰略領導者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思維地圖,而所有事業的參與者也能從中找到自己的職責、動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強烈地感覺到在西方管理技術研究貢獻種種成果之餘,真正的戰略領導者需要加以整合,從而形成一種整體、圓融、全景式的觀點。事實上,“蝴蝶模型”是通過中國歷史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的第一個戰略理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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