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應試教育外補充一套素質教育體系(1)

　　主持人：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問題，在很多人看來是一對矛盾，而且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教師，尤其是中小學教師。於丹老師您覺得應試教育的弊端到底是什麼？

　　於丹：其實應試教育，我們作為老師認為它是有弊端的，但是它非有不可。應試也是我們這個社會公平的一道門檻。如果沒有考試的話，我們怎麼完成人才的選拔？

　　其實高考制度的恢復到今天這30年來，有多少人在這個制度中一步一步地走上來，而不是憑借自己的門戶、家庭背景，在社會上去謀求一個好的位置。應該說應試教育、考試制度本身沒有錯，但是如果我們的教育只有應試教育，那它就太狹隘了。就是說它不完備。但你並不能說它就是荒唐，要被否定。在我看來，我們到大學的時候再談素質教育已經晚了，應該從小學開始，在應試教育之外補充一套素質教育的系統。今天的孩子還有一個以前沒有的難題，就是獨生子女的問題。像龍先生剛才說過去都是五六個孩子一塊兒長大，他懂得什麼呢？他懂得分享。因為大家都很貧乏，他要公平，一個饅頭可能得分六瓣。但是現在的孩子，東西放在那兒他都不一定去看。獨生子女的心態走到社會以後，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所以現在我們應該有素質教育的一套體系，而不僅僅說哪個老師有這種意識地做一點事情。它不應該是自發的，而應該是制度保障的補充體系。

　　我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我認為小學、中學、大學可以補充三塊不同的教育。小學應該補充公益教育。就是說孩子從小應該出去做義工，不是簡單地做值日，而是真正像上課那樣，比如說每週拿出兩個半天去敬老院、去公園修剪苗圃、去說明弱勢群體。每個星期兩個半天的時間讓他去。你說現在小孩子學業緊張，拿不出時間，那體育課他為什麼照樣上？音樂課、美術課為什麼照樣上？在我看來，義工課和這些課程同等重要，讓他懂得從小要為他人做事，懂得付出努力時得到的那種快樂，比別人替你服務的快樂要大得多。因為你的主體是有用的，由於你給別人帶來快樂，你的人格得到一種自足。所以我認為，小孩子的公益教育，是讓金字塔塔頂上的那個小皇帝學會對社會的認同和融入，是自己先走出去。

　　然後到了中學這六年，應該加強成長教育，或者說得再苛刻一點，就叫挫折教育。現在的孩子沒挫折，父母、爺爺奶奶、姥姥姥爺這麼多人，挫折都給他扛著呢，生怕他受挫折。但是沒挫折，他以後怎麼獨立成人呢？我們孩子的心理斷乳期在大大地後延，不僅說他在職業崗位上怎麼樣跟人打交道出問題，他就是談戀愛成家都有問題。小兩口都自我中心慣了，覺得你為什麼不像我媽那麼慣著我，為什麼不像我爸那麼讓著我，這樣的家庭可怎麼相處啊？沒有挫折。實際上中學這幾年，我們應該大量地加入心理學的課程。現在大家都知道，那種拓展訓練是可以完成一種外在的訓練的。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教育體系中過多地倚重了道德戒勉而忽略了心理科學，你老鼓勵他社會行為規範、道德可以救贖一切。很多時候更需要這種人格和心理上的訓練，實驗式的這種提升，讓他看到自己是誰。

　　龍永圖：從內心接受這種東西。

　　於丹：也就是人格上面的訓練。所以我覺得在中學六年，應該不斷設定在每一個坎上的挫折教育。這個中間應該分學段，比如說專門用兩三個月讓他們在外面做社會實踐、實習，跟人打交道，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在大學階段真正應該補充的一個教育體系是職業教育。現在大學裡面有很多分數很好的專業尖子，但是走到社會崗位上不合格，為什麼呢？他沒有職業角色感，他認為我就學習好就行了，你們大家都要配合我，他不知道愛崗敬業，尊敬他人，團隊合作。中國古人講“和而不同”，你可以不同意別人見解，但是你要合作，你要配合，你要有一個職業崗位。我們現在可能只有外企拿出來一個job discription，我們現在很多崗位沒有，大家都是摸索著去了以後該做什麼。所以有些孩子就很反感說，一個機關為什麼我去了就先得打水、我就得擦桌子？實際上這都是一種態度，我們大學培養出來的應該是和社會能夠對接的、合格的職業化產品。當然有人在讀研究生、博士生，那是他的深造，但是作為大學本科教育，應該把本科看作職業的出口。

　　所以我認為呢小學的公益教育是教一個孩子從唯我獨尊的狀態下投放出去，融入社會；然後中學的挫折教育呢是從公衆中自我提升、回歸人格做到個人反省；到大學的職業教育，是把這個提升自省後的自己再度投放出去，成為一個社會的可用之材，所以應試本身沒有錯，但如果我們能把素質教育作為一個體系匹配在三個階段，保障他這樣的一種成長，我想狀態應該會好一點。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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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著名文化學者餘秋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於丹、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鳳凰衛視集團董事局主席劉長樂、陽光媒體集團主席楊瀾、《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等中國文化界名流展開思想碰撞，畅談正在崛起的中國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