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倒逼經濟轉型升級

　　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倒逼經濟轉型升級

　　第一，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經歷大調整，未來全球經濟的緩慢增長將可能延續較長時期，中國外需超常增長的“風光”不會再現。“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政治力量格局逐步向多極化演進。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這一多極化演變的速度大大加快。在這個調整的過程中，中國對世界發展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7%上升至2012年的11%左右。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更是從20世紀80年代的4%左右上升至金融危機以來的接近40%；而美國同期的貢獻率卻由30%左右下降至10%左右。西方國家雖然希望繼續分享中國穩定發展的紅利，但不願意看到一個不斷崛起的社會主義強國，因此會採取或明或暗的手段遏制中國的發展，如匯率操縱指責、貿易制裁等。不僅如此，從增長的長週期來看，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將進入一段較長的調整期。全球針對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的各項結構性改革短期內很難取得實質性突破，而且足以影響全球經濟的重大技術變革尚未明朗。因此，全球經濟將可能在較長時期內處於緩慢增長狀態，未來我國經濟增長很難再有過去那樣的國際環境。

　　第二，結構調整是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圍繞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技術競爭越來越激烈，經濟轉型升級是中國在競爭中取勝的根本需要。金融危機之後，結構調整迅速被發達國家當作應對經濟衰退的重要舉措，紛紛提出“再工業化”戰略，試圖重拾實體經濟。美國先後發佈了《制造業促進法案》

　　《先進制造伙伴計劃》《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等；英國加大了創新投入，支援九個創新制造中心建設；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也發佈了各自的工業振興計劃。在結構調整過程中，各國都把技術創新作為培育制造業競爭新優勢的重要手段，力爭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搶占技術制高點。

　　第三，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經歷轉折性變化，靠資本高投入、勞動力充足供應且成本低實現增長的模式難以維持。近幾年來，中國正逐步迎來人口年齡結構的重大轉變。首先，勞動年齡人口總量開始下降。數據顯示，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2012年第一次出現354萬的絕對量下降，而且預測至2020年都將呈逐年下降趨勢。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量下降，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提升，勞動力成本將繼續上升。其次，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人口撫養壓力開始上升，超高儲蓄將逐漸成為歷史。

　　第四，資源、能源的國際競爭將更加激烈，國內的環境污染已經逼近人民群衆可承受的極限，推動集約發展、清潔發展事不宜遲。經過30多年的高強度開採，國內部分資源和能源已經接近枯竭，資源、能源的對外依存度已經非常之高。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階段，國際資源、能源市場爭奪戰將日趨激烈，資源、能源等大宗商品的低價時代將很難再現。資源、能源高消耗的背後是生態環境的持續破壞。2013年入冬以來出現持續數日覆蓋我國中東部地區面積達100多萬平方公里的霧霾，不少城市空氣中、重度污染天數越來越多，當前水、土壤的污染亦已到了十分嚴重的狀況，資源環境問題越來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發展進入新階段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衆對生態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對環境污染的容忍程度也越來越低。

　　第五，中國正處在由“上中等收入社會”向“高收入社會”過渡的時期，產業結構升級是大勢所趨。近年來中國已成功跨過“上中等收入社會”門檻，正在向“高收入社會”邁進。國際經驗表明，由中等收入社會向高收入社會過渡往往伴隨著消費結構的重大升級，對傳統消費品的需求將下降，而對高質量消費品和服務的需求將快速攀升。此外中國的城鎮化水平目前已經超過50%，未來將更加註重提高城鎮化質量。這意味著城鎮化的推進將促進信息、旅遊休閑等服務需求的增長，也會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提出更高的要求。產業結構必須適應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

　　經濟轉型升級刻不容緩

　　首先，國內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依然偏弱。金融危機後，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對外貿易增長速度大幅度下降。在外需不斷下滑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需要更多地依靠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近年來我國採取了不少措施來刺激消費需求，但是效果並不理想。2012年消費需求所佔比重比前些年有所提高，達到49.5%，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低20~30個百分點；而且消費比重的提高還有出口、投資增長幅度下降的因素。培育國內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真正發揮主動力作用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第二，資源、資本依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低成本的要素投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發展模式沒有實質性的轉變。2012年，我國能源消耗量達到25.3億噸國際標油，超過美國同年的14.5%，約占世界總消費的20.3%。在我國人口紅利減弱、耕地紅線逼近、資源環境形勢嚴峻的情況下，由於對自主創新重視不足，我國產業發展仍缺乏核心技術，長期依賴外來技術，我國的創新系統還未能成為支撐增長的新動力。

　　第三，產業結構仍需進一步優化。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已經取得進展，第二產業比重已經從2006年47.9%的峰值下降到2012年的45.3%，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較高。資源和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在第二產業內部的佔比過高，且已經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如我國粗鋼產能在2012年底就達到10億噸左右，到2015年預計達到11.2億噸；而中國鋼鐵消費預測會在2015年出現峰值，也就7.5億噸左右。技術附加值較高的複雜資本品和高科技產品的生產能力不足，產業轉型升級急需的裝備制造、關鍵零部件、高端原材料等大多需要進口。近年來，我國服務業比重有所增長，2012年達到44.6%，但研發、營銷、金融、保險、物流等對於經濟轉型升級有重要作用的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仍然滞後。

　　第四，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國已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是，這個框架還不夠完善，其中，最突出的是政府與市場關係尚未完全厘清。一方面，政府在投資專案審批、要素價格管制、市場準入等方面存在“越位”的情況，尋租和腐敗多發，抑制了市場效率的進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在教育、醫療、養老、環保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這不利於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不利於社會的長遠發展。毫無疑問，在政府與市場這一對矛盾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真正能夠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

本文摘自《中國經濟的關鍵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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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務實理性地對未來中國經濟怎麼走、新一輪改革將面臨哪些挑戰、中國是否會爆發經濟危機、消費能否扭轉增速放緩、積極的財政政策有何新內涵、貨幣政策會收緊還是放鬆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分析預判，讓讀者看清趨勢，把握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