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企業的秩序

    4.溫州企業的秩序

    在上述的經濟環境之下，溫州經濟就是一個特別的現象。溫州私人企業就是溫州背景下的自由企業。關於這一點，溫州官方有一個不錯的描述：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溫州把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和本地實際相結合，發揚‘自主改革、自擔風險、自強不息、自求發展’的精神，率先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走出了一條具有鮮明區域特色的經濟發展路子。其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改革開放初期，溫州經濟從家庭工業起步，放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解決經濟總量問題，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場’的格局；第二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以資金、人才、技術為紐帶，引導家庭工業走向股份合作，大力發展股份合作經濟，發揮了‘小資本、大輻射’的效應；第三階段是1992年以後，在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開展了以全面提高經濟質量為核心的第二次創業，全市的改革和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營造了‘小區域、大發展’的態勢。”《溫州市志》，溫州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編，中華書局２００３年版。

    這種大致的代際劃分，剛好與奧康的20年發展軌迹吻合。王振滔曾經在一篇文章里，表述過這方面的心迹。

    “事實上，溫州經濟民辦、民營、民有、民享。它是自發的，又是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秩序。過去，社會上有兩種主張：一種認為可以設計一個改造社會的藍圖。未來社會生產和分配是什麼樣子，在藍圖中都可能設計得非常具體。持這種主張並作過這樣設計的，不少人是一些偉大的學者。另一種主張，認為對於社會發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規律，是可能的，但不主張搞很具體的設計藍圖，而任由群衆為自己的利益奮鬥，合力增加社會福利，形成自發擴張秩序。歷史證明，在社會發展領域，藍圖和實際，往往會有很大的距離。預先設計得越具體，越難以符合實際，最終陷於空想。比如說，過去曾有過空想的社會主義，並沒有成功，結果被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所代替，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當然，在空想社會主義環境下，空想社會主義者有了自己遠大的目標，但不符合現實的想法最終還是要被現實所取代。所以，社會主義事業畢竟還是在實踐當中，人們受信息供給的限制，總難免犯理想主義錯誤。比如說，我們曾要求全社會清一色的公有制和唯一的按勞分配形式並存，不容有其他的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並存，這種設計至少是不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結果在實行了20年後，不得不進行改革。歷史表明，在自發秩序下，出現先行者的實踐樣闆，產生誘導作用，通過相互博弈，不斷擴張完善，形成新的體制、新的制度，這正是一般性規律。”(《溫州模式的重構與再造》，王振滔著。此文為２００６年４月長江商學院ＥＭＢＡ碩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曾鳴。)

    如此看來，王振滔其實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經體會了經濟自由秩序的重要意義。沿著他的思考路徑，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溫州經濟就是自由經濟秩序的一個實證。我們查閱了《永嘉縣志》(《永嘉縣志》，永嘉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很清楚地記載著，在20世紀50年代，永嘉縣農民自發地搞包產到戶，那時候叫“土地專管制”，得到永嘉縣委的支援，溫州地區千餘村莊群起仿效，不料遭遇挫折，這件事一度被打壓下去了，縣委幾位領導人都受了處分。但是溫州人並不從此甘心，他們繼續走永嘉縣的道路，包產到戶幾起幾落，還把這種自發機制引到城市裡面去，另辟蹊徑。

    這幾乎是一種制度方法的革新與勝利。了解溫州實際的人都知道，溫州這個地方土地太少，人口太多，能夠內化的資源少之又少。所以溫州人有某種四海經營的歷史傳統。從明清兩代起，溫州人就到外地經營，有的還出海渡洋，到國外去創業。新中國成立以後外出受到限制，他們只能就地在農業以外尋找就業機會。開始搞小商品生產，如服裝、鞋帽、低壓電器、眼鏡、商標標牌等。改革開放以後，實現了市場取向，家庭經營的個體經濟私人企業因而獲較大發展，結果形成了一個中小企業大群體。論其特色，它是一種高於個體經濟基础上的、自發的、擴張的經濟秩序。這個秩序從永嘉的農業開始，發展到溫州全境，從溫州、台州，一直擴展到全省，使浙江從一個資源小省，變成經濟大省，現在浙江與廣東並駕齊驅。

    商品生產是有成本的，有一種成本叫做交易成本。理論上，只要是自由市場經濟，交易成本就是零。但是世界上沒有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實際上市場經濟總是存在摩擦，存在來自多方面非協調阻塞因素。人們進行商品交換，為避免不公平競爭，協調彼此行為，必須制定遊戲規則，讨論、開會、洽商，都得費時間、支付費用，就是說要支付交易成本。實行經濟核算又必須節約交易成本。這方面，溫州人先是把個體經濟組合成多種形式的聯合體，有股份制、合作制、合資經營等。聯合體的出現，一方面體現生產力發展引起?產關係的社會化；另一方面，也為了體現節約，而使交易費用內部化。此外，為適應小商品擴大交換規模的趨勢，進而建立集散中心、小商品專業市場。

    過去中國社會有一種流行做法，叫做“紮堆”。做買賣的人找一個地點，同行同業紮在一塊，能便利客戶。溫州有聞名國內外的紐扣市場，就是從“紮堆”長大的。這些市場帶動各鄉各村，一村一品，一鄉一業，連片發展小型制造業。在此基础上進一步自發擴展，又建造了一些小城鎮。小城鎮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小”，更表現在它是城市網路的節點。城市作為網路結構，發展了不同於農村的一種新型的人際關係。對於加入者，有利於取得某些自己缺乏的生產要素，能夠比較容易地學會經營、生產、服務。農民加入，較快改變了農民身份；第二產業進入城鎮，可以共同利用服務業，降低成本，開拓市場。全國其他一些地區的鄉鎮企業，分散部署於鄉村田野，不利於服務業成長。鄉村裡面不可能到處設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以及運輸、通訊等機構。如果企業自己設定這些機構，搞小而全、大而全，又將加大成本。所以，聚集到城鎮不單有購買服務的便利，同時便於搜集信息，據以安排自己的生產、分工，當今還能利用互聯網發佈信息，爭取社會認同本公司業績，並得到社會認同與合作。

    只靠家庭分工，沒有社會分工，經濟是難以充分發展的。因為只有社會分工的擴大化最終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城鎮能夠促進生產的社會化，而生產社會化又能促進生產關係的社會化，進而促進生產力的向前發展。城鎮化、工業化、社會化乃是一個事物的多維表現，更是社會賴以取得進步的必備條件。

    人們向城鎮聚合，取得集聚效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又產生對週邊的輻射作用，從而把週圍的鄉村經濟帶動起來，實現城鄉一體化。溫州人每到一地就紮堆，到了北京就創造了浙江村，有一個，就帶出多個，到了意大利又創造了許多浙江村。溫州現在有200多萬人在全國，50多萬人在國外，創造了一個大網路。它為溫州人互助互學、相互策應、協調對外交往、在異域經營事業提供了諸多便利。同樣一個人，離開網路，就會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和機會。這正反證了網路存在著強有力的凝聚力。(《解讀溫州經濟模式》，杜潤生著，《中華工商時報》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１日２版。)

本文摘自《一個企業背後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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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家典型的浙江企業。
　　這更是一家以自由主義精神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下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
　　從小小的鞋鋪起家，一直發展到成為知名的民營制鞋企業，奧康的發展過程是典型的溫州制造業的發展之路。就是在浙江的商業環境下，在充分的市場競爭的條件下，奧康才逐步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並將路越走越寬。在民營企業的成長過程中，奧康的典型意義不僅僅體現在其已經成為民企中成功的代表，更體現在其在自由競爭模式下，所體現出的經濟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