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德隆》 友聯之夢(16)

    這種類似的專案我們開發設計了很多個。我們的結構融資部設計開發的愛立信租賃設備收益的信託計劃、滬寧高速收益權的信託計劃都因為金融機構的德隆背景而一個也實施不了。而對這種局面和環境，我們只能抱怨生不逢時，仰天長歎！我們同樣的團隊、同樣的產品經理、同樣的產品設計，後來在德隆出事後，到了國內另一個信託投資公司，很快就完成了數以億計的發行，甚至用不著去找客戶，都是客戶找上門來，還要從大量的專案中去挑選出最優質的專案來操作。面對這些十分無奈的事情，我們完全是一籌莫展。我們總是覺得我們的一腔熱血被禁锢在一個無形而巨大的罐子裡面。我們縱然有再多的智慧，再多的力量也無法施展。這樣一個凝重無比的潛規則，是德隆無法從良，無法成為一個具有民族責任感、社會責任感並最終走向崩潰的重要因素。

    正在我們緊鑼密鼓籌備各項工作之時，一天，唐萬新突然給我一個電話，問我是否認識向宏。

    我不清楚唐萬新為什麼給我打這個電話，他肯定是知道我和向宏認識才會給我打電話的，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誰告訴他我認識向宏的。

    我告訴萬新，我小時候就認識向宏，他是我的重慶老鄉，而且同是重慶李家沱這麼一個小鎮上的。唐萬新告訴我，向宏跟我們在收購昆明商業銀行的事情上對上了，成了德隆的競爭對手。

    我問唐萬新，需要我做什麼，唐萬新說先別忙，看看再說。

    事情總是很巧，就在那兩天，另外一個朋友告訴我說，向宏到上海了。我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當即打電話給向宏，說有機會見面。

    向宏確實和我是一個小地方的老鄉，這個小地方叫李家沱，曾經是重慶市九龍坡區政府所在地。重慶直轄後，這里劃給了巴南區。李家沱曾經因為擁有多家大中型制造業企業而有些繁榮。這些年來，重慶制造業落後於全國各地，這些企業大都衰落了。向宏比我小幾歲。小的時候，我幾乎每天都在李家沱廣場踢足球，李家沱廣場的背後是當時的九龍坡區委、政府的所在地。向宏的父親是當時是九龍坡區教育局長，而對我這樣的平民百姓來講，向宏也是我們心目中的“高幹子弟”了。

    小時候的向宏與現在的體型差不多，白白胖胖的，從來不運動。他家住在區政府後面機關宿舍里，老是要往球場路過，他只是偶爾站在球場邊看一看。

    後來長大後，各自不在一個學校讀書，幾乎就很難碰到了。後來再見到他時是在1997年，重慶成為第四個直轄市後，向宏策劃組織了一個很大的活動叫“百名民營企業家重慶光彩之行”，以中國工商聯主辦，光彩集團承辦的方式，組織了國內上百名民營企業家到重慶考察，洽談合作。在會上，我再次見到了光彩照人、意氣風發的向宏。與當年那個白白胖胖，戴著小眼鏡，書卷氣十足的小向宏完全不一樣了。

    後來，在我即將離開萬盟的時候，大概由馮侖介紹，向宏認識了王巍，那時的向宏的職務是科瑞集團董事局主席。由於我與王巍之間產生了分歧，我已決定離開萬盟投資管理公司。在這種情況下，向宏與王巍的交往，我變得漠不關心。因而，向宏的實際情況，我知道得並不多，也不知從小到大的這些年他在哪里，幹了些什麼事情。但既然能夠策劃這麼大的會議，能與剛直轄的重慶市委書記、市長的關係如此親密，我想他也有不小的能量。

    唐萬新的電話讓我感興趣的不僅在於向宏我比較熟悉，同樣昆明商業銀行我也比較熟悉。

    1999年，在我離開萬盟不久，中國資本市場曾出現了一個戰略性機會，就是由於2000年兩會上人大副委員長程思危提出了一個“一號提案”，內容是建立中國的風險投資體系。對於身處資本市場，善於敏捷地捕捉市場商機的投行專家；對於風險投資和創業闆，我已經不陌生。1998年香港創辦創業闆時，曾在全國範圍內發出詢徵函，徵求創業闆規劃的意見。我就花了很多時間起草了一份幾十頁的建議寄到香港，而且還和王巍等萬盟的同事共同寫了一本書《第二闆市場》。我馬上意識到將有一個很好的機會降臨，我很快研究了美國的風險投資市場和納斯達克證券市場的情況，迅速創辦了北京維信創業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同時，以非常的速度，又寫了一本書，名叫《中國的納斯達克》，本書迅速被一搶而空。這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昆明商業銀行科技支行的行長張亞光。通過張亞光，我多次到了昆明，向他介紹風險投資，介紹二闆市場。於是，我根據當時的文件精神，設計了創辦雲南風險投資公司的運作方案。經過張亞光，引起了政府的重視，張本人曾是省政府領導的秘書，也善於學習，很敬業，他領導的科技支行在昆明商業銀行是業績最好，最能創新的支行。

本文摘自《對中國資本市場和民營企業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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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為中國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資本市場發展的參與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親身經歷和多年的思考寫了這本《曾經德隆》，非常難得。有實踐、有理論的人和有實踐、無理論或者有理論、無實踐之人寫出來的東西差別很大，世渝應該是有實踐、有理論的這一種。這種感受、這種認識是一個不參與市場、不參與實踐，只知道站在市場旁邊對企業、對企業家指手畫腳的人寫不出來的。這本書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讓中國去思考用什麼方式來造就中國的大企業和強大的金融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