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德隆》 德恒過客(12)
我把電話打到他所下榻的上海瑞吉紅塔酒店的房間時，他感到很意外。他說：“怎麼好久沒你的訊息了？”我這人從來不攀附權貴，你越是往高走，我越不聯繫，以免給人添麻煩。
但此時的我，作為德恒證券的副總裁，我非常希望和他見一面。原因是德隆在市場上議論紛紛，而德隆旗下的證券*公司也肯定是是非之地。而我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我有一種將德恒證券投資銀行業務打造成中國證券市場中經典、創新的平台的滿腔熱忱，以消除德恒證券的負面影響。此時的德恒證券，真是像在做賊一樣。這個生命還沒有誕生，就已經被烙上了壞孩子的印證。我很想見他，是想把我的一系列想法告訴他，希望他能正確認識德恒證券。
我告訴他我在參與德恒證券的籌備，他感到意外，然後就說了句“你們那里在市場上頗有微詞”。他告訴我晚上有活動，明日一早要回北京，婉拒了我的請求。這我能理解，但不理解的是，我此後幾乎每次去北京都想去見他，結果被他一再回絕。我相信如果不是德隆背景，他不會回絕我。
我一氣之下，手書了一封信，言辞尖銳地表明了我的看法，然後發傳真給他。我的大體內容是：且不論我們是否認識，是否是朋友。作為中國證監會所監管機構的高層管理人員，主動要求向監管領導匯報工作也應是正常之舉，有什麼理由拒之門外呢？
雖然後來德恒證券成為德隆系金融機構的重災區，成了制造巨大資金黑洞的高危券商，甚至難以挽回其消亡的命運。但是，我們的監管當局，不也應該思考一下自己的監管責任嗎？
我對這位領導個人並無惡意，我所反思的還是我們的市場，我們的機制。雖然德恒最終只是中國證券歷史的一個匆匆過客，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但我們思考不彻底，改革不到位的機制讓我們不斷地支付著一個個巨大的“成本”，我們誰不痛心呢？
2001年就要結束了，12月底的一天，唐萬新的秘書來電話問我，元旦期間會不會外出。我當然想回北京，但轉念一想，此時一定有什麼重要事情。於是我回答，如果有事情，我可以哪兒都不去。然後得到的回答是，唐總要你待命，聽候通知。異常神秘。
直到12月31日，2001年的最後一天中午，才得到通知：元月2日下午1點，唐總要主持召開一個會，請我參加。但什麼地點、什麼人、什麼內容依然不知。
德隆行事，如此隐蔽，如此保密。這種低調、這種穩健，在媒體的眼中，不可避免地成了神秘。
我誰也沒告之，心情格外緊張地度過了2001年的最後一天。下班前，因為過節，陸家嘴早已人迹稀疏。陰冷、灰暗的天空下，我孤零零地坐在辦公室，沒有去和任何人約會，沒有半點到熱鬧的氛圍里去迎接新年的鐘聲的想法。仿佛刻意要用這樣一種呆闆的孤獨留下一份永恒的回憶。
我打開筆記本，在12月31日這一頁上，寫下了當時的感悟：
“新世紀第一年的最後一天。
剛剛加入德隆系，一個彪悍的由來自西北的團隊組成的公司。
夜幕降臨，註定要成為新世紀經濟中心的陸家嘴漸漸安靜下來，車流擁擠在世紀大道上，快速地穿梭。
偶爾幾聲新年的問候，結束了今年最後一個工作日。如此簡單而已。多事的德隆，成為2001年中國最引人爭議的民營企業。潛伏了若幹年終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大家都在心裡希望用最無聲的方式，默默地結束給德隆帶來無數麻煩的一年。但是，誰也無法預知，明年的今日，德隆又如何，同事們又如何，自己又如何？世界的變化在中國尤其之大。當然，我衷心地祝福我們所有的人，都在明年的今日，是在成功的慶賀聲中聽到告別歲末的鐘聲。
唐萬新將在明天下午主持召開一個會，要我參加。什麼內容、什麼人、什麼地點、開多久誰都不清楚，也沒有文字性的書面通知。這是我參加工作以來將要參加的最為神秘的一次會議，像在搞地下工作一樣。
新年第二天，讓我參加德隆如此高層的神秘會議，我很幸運，也覺得很有意思。”
我感到我開始在漸漸接近德隆，在接近這個神秘王國的核心。我無法預知我的這一步跨出意味著什麼。我猜測著，憂慮著……但一想到我的人生哲學，一想到我有機會去體驗一次特別的經歷，我依然顯得興奮並充滿期待。
本文摘自《對中國資本市場和民營企業的啟示》
王世渝作為中國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資本市場發展的參與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親身經歷和多年的思考寫了這本《曾經德隆》，非常難得。有實踐、有理論的人和有實踐、無理論或者有理論、無實踐之人寫出來的東西差別很大，世渝應該是有實踐、有理論的這一種。這種感受、這種認識是一個不參與市場、不參與實踐，只知道站在市場旁邊對企業、對企業家指手畫腳的人寫不出來的。這本書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讓中國去思考用什麼方式來造就中國的大企業和強大的金融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