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抱持(6)

    雷切爾的痛苦經歷通過很多方式得以顯示，但有關抱持的體驗是尤為有啟示意義的。例如，即使熟悉的摯愛之人被突然謀害，離她而去，雷切爾仍然非常深刻地記著被抱持的感覺，這一點非常顯著。因為這一點，出於相信某人會前來試圖照顧她，遲早會有人“在那里”的感覺，雷切爾能夠建立一種存在的結構。人或許會變，但照顧的功能將會持續存在於世。當然，這種體驗回應了AnneFrank的斷言“不管發生什麼事，我相信人的本質是善良的”（1952，p.233）—他是在說同樣的世界因毀滅性打擊而近乎瘋狂的同時說這些話的。

    但一旦安全了，雷切爾卻不能感受到來自她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的基本的被抱持的感覺，這個社會的物質是富裕的，並且以這個社會的標準來看她也是成功的，但這個社會無法包容她的經歷。只有當她能夠舒適地定居在社會和種族理想的容器之中的時候，她才能夠開始真實地展示自己。對雷切爾來說，以色列代表一種“賦予意義”的方式。在這種適當的抱持性環境之中，她能夠開始處理一些由創傷性的早期生活帶來的傷疤。

    喪失和創傷，即便不如雷切爾遭遇的那般深沉，也會嚴重損壞人們對“足夠好”的關註的期待。在這種時刻，存在的抱持功能讓人懷疑，當我們站在地球上的時候，地球都在震動。隨著我們日漸長大，我們內化了我們對世界在涉及我們的方面的運作方式的一些確定的期待，這些內化成為我們心理守恒（psychologicalpreservation）的核心。另一些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不可避免）要將我們的存在基於他們身上，擁有包容我們或傷害我們的能力。

    安娜特成年早期的生活是圍繞著她的家庭的，她描述她的家庭是“非常普通的”。她的精力主要用在照顧兩個年幼的女兒身上。她和她的丈夫關係諧調，但情感距離很遠，他們正集中精力裝修他們新買的房子。在等待對房子進行最後的點綴時，他們搬到了一個租來的公寓中。一天，安娜特收到了一份來自她丈夫的律師的令人震驚的文件。文件中通知她說她的丈夫已經和另一個女人一起離開了這座城市，並且不打算回來了。他把他們的新房子賣了，把夫妻二人的錢都帶走了。他們只付了當月的房租。然後，兩週之內，安娜特和兩個女兒就從相對富裕的生活中落到了依靠福利和社會救濟糧票來生活的地步。除了剥奪和羞耻之外，除了找工作和重組生活的中斷和必要性之外，除了憤怒和無助之外，安娜特說最壞的事情莫過於發現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她一直認為她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也受到人類共有的公正和誠實的標準的保護。（她也曾經認為她受到她丈夫的保護。）她做夢都沒有想到，有人會如此彻底、如此不留餘地地“把毯子從我身下抽走”。

    那麼，在安娜特的例子中，墜落的比喻再次作為描述意義喪失的一種方式。人們賴以作為生活架構的東西化為泡影。安娜特陷入了自殺性絕望中，由於必須要照顧孩子，為了堅持照顧孩子，她從絕望狀態中恢復過來，保護孩子不再遭受相似的空中墜落之痛。

    關係的抱持功能不僅提供關心和意義，也提供希望。當我們感到被抱持的時候，我們就能將我們自己導向未來。這是傑羅姆•弗蘭克（JeromeFrank）關於心理治療的本質的觀點。我們能夠對病人有所說明，對“抱持”他們有所說明，不僅是因為我們直接的說明，還因為我們提供了希望。正是我們自己對（推測起來是）抱持我們的意義體系的信任使病人有可能獲益。如果這是正確的話，我們開出的儀式具體是什麼就不是非常重要了（不管是要求人們每當憤怒的時候就寫日記還是讓他們在沙發上躺上10年，說腦子里冒出的任何事），真正的治療是我們抱持病人，這使我們的病人對未來有希望成為可能。從病人的觀點來說，重要的是我們賦予意義的儀式與他們自己的要足夠相容，這樣才能成為共同的意義體系而起作用（一個他們也可以依靠的意義體系）。

本文摘自《人際關係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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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首先介紹了一個關於關係的八維度的研究，這是本書的核心。接下來詳細讨論關係這種現象在心理學與社會學中是如何被對待的。書中提出 了“渴往的男人（女人）”模型，與弗洛伊德的“內疚的人”模型形成對比。作者在隨後章節中逐一介紹每一個維度，每一章都整合了一些相關的研究與理論，包括這一維度在人們的生活中是如何被表達出來的。在本書結尾，作者探索了男女在建立關係途徑方面的差異，並用關於愛的整合性章節來結束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