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法國，太陽是圍繞著地球轉動的(2)

　　亨利愣住了，這時候，我們或許應該提出這樣的問題：法國的教育體系是不是出了嚴重的問題？但是，觀衆展現的並不是無知。

　　要想弄清為什麼法國觀衆會那麼投票，我們需要先來看一下德國的一個實驗，所有要像孩子一樣分東西的人都與這個實驗有聯繫。柏林的研究者將隨機選取的兩個陌生人分別帶入兩個房間。每個參加者都被告知，他或她會與一個伙伴配對，對方的身份不能透露。他們兩人會得到10美元的錢——但是，如何分錢，取決於他們自己。不過，他們要遵從以下讓人犯難的規則：參加者彼此之間不能交談，不能用抛硬幣的方式決定分錢方法，也不能協商。而是隨機指定某個人決定如何分這筆錢。

　　第一個參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分這筆錢，而他們的伙伴會被告知自己得到的數額，他們必須決定是否接受第一個人的這種分法。如果他們接受第一個人的分法，那麼，雙方便可以得到自己的那份；如果他們決絕接受，那麼，雙方便都會空手而歸。

　　這個遊戲只能玩一次，所以，參加者沒有第二次機會。此外，參加者被告知，遊戲結束以後，他們的身份不會被透露，雙方分道揚镳。

　　讓我們站在分錢人的角度來想一想。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可能會選擇平分的方式。事實上，到他們做出選擇的時候，大部分參加者確實做出了平分這筆錢的決定，這樣，每個人就能各得5美元了。此外，所有被告知這一分錢結果的伙伴，也都接受了這樣的分法。

　　有趣的部分在於，如果第一個人分給自己的錢超過一半會出現什麼結果。正如你能想象得到的，他們的伙伴為這種分法感到憤憤不平。但是，他們接下來的反應卻完全有違經濟常識。參加者並沒有拿著自己分得的那部分錢離去，大部分被給予不公數額的人拒絕領取那些錢，他們選擇了空手而歸。

　　從纯理性觀點來看，對那些接受分錢結果的一方而言，應該可以接受任何結果。畢竟，有錢總比沒錢要好。2美元雖然不如5美元，不過，依然比一無所獲要好。然而，無論這樣的觀點多麼合乎邏輯，絕大多數被給予不公數額的人確實拒絕了那樣的分錢結果。他們雖然空手而歸，不過，他們覺得自己捍衛了公正。

　　另外，當分割不夠公平時，人們空手而歸的意願，並不會受到金錢數額的影響。當用100美元代替10美元重複這一實驗時，參加者接受不公正分割結果的意願並沒有變得更強烈。

　　這項研究表明，我們對公正抱有根深蒂固的信仰，我們會不遺餘力地去捍衛它。正是這種對公正原則的堅守，影響了《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節目的法國觀衆。連基本天文學知識都不知道的亨利，真的有資格得到一百萬歐元嗎？對那些法國觀衆來說，答案——52%的選票數對46%的選票數——是響亮的“沒有！”他們故意選擇了錯誤的答案，因為如果亨利連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都回答不出來，那麼，對他們來說，亨利在他們的說明下在節目中繼續前進就是不公平的。

　　當亨利根據觀衆的選擇作答時，你可以聽到觀衆們忍俊不禁的笑聲。對他們而言，給不配得到獎賞的參賽者提供正確答案是不公平的。

　　在觀衆看來，亨利是應該知道答案的。

　　但是，如果他是個觀衆對其期望較低的人——比如說，一年級學生——結果又會如何呢？他們是會表現得很苛刻呢，還是不會指望一個孩子知道答案？“分錢者”實驗的另一個版本，為我們清楚地揭示出了這一問題的答案。參加者得知了同樣的規則，只是與他們配對的不是另一個人，他們被告知，與他們配對的是一台計算機，而且由計算機來選擇分錢方式。當計算機提出了“不公平”的分錢方式時，參加者們並沒有表示拒絕。他們願意接受任何偏向計算機的不公平分錢方式，盡管他們曾經拒絕過由一個人提出的同樣分錢結果。

　　換句話說，就公平而言，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導致了我們如此不合情理的反應——這就是“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也稱為“程序公正”、“程序公平”）。我們不會指望一台計算機會公平行事——但是，我們當然會要求人要公平。

　　想一想，如果我們參加一個類似的實驗，在實驗中，允許分錢的人與我們溝通，結果又會如何呢？設想一下，如果他告訴我們，他陷入了財務困境，額外的錢對他很有用，那麼，我們很可能會接受少於一半的數額。考慮到已經為不公平的分錢方法提出了很好的理由，那麼，我們會認為，自己並沒有被別人占便宜，從而，更可能接受對方的分法。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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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