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雙相情感障礙疾病的流行和變色龍效應(6)

　　之後，這位助手要請每位男性填寫一個簡短的調查表。當對方完成以後，她要提議，等有時間時，會告訴他有關這項研究的事情。為此，她要撕下調查表的一角，將自己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寫在上面，然後，將小紙片交給他。大多數男性欣然接過了寫有電話號碼的紙片，之後，走進暮色。

　　研究者還派出了一位男性助手，讓他帶著同樣的指令去接近走過每座橋的男性。他同樣將關於心理學研究的那段話講給他們，而且同樣將自己的電話號碼給了他們，以便他們詢問有關該項心理研究的事情。但是，與他的女同事不同，在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裡，這位助理不斷被實驗對象拒絕，對他的提議，他們總是說：“謝謝，不過，不必了。”最後，只有三個充滿好奇心的人給他打了電話。

　　可另一方面，那位女性助理的電話則開始響個不停。不過，讓人感興趣的是，到底是誰給她打電話呢？在16位走過安全木橋的男性中，只有兩個人給她打了電話。然而，在走過吊橋的18位男性中，一半的人給她打了電話。

　　給女助理打過電話的人，不太可能是因為他們突然之間就對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產生了興趣，更可能的情況是，他們對心理學研究的助理發生了興趣。可是，難道當她與走過吊橋的人交談時，奇迹般地變得更漂亮或者更吸引人了嗎？為什麼那些男性這麼想給她打電話呢？研究者認為，答案就在於兩座橋搖晃程度的不同。

　　不妨想象一下走過高出峽谷數百英尺的吊橋的情景。每走一步，都覺得吊橋不堪重負、搖晃不止。你會屏住呼吸、心率加快，額頭沁出冷汗。從生理的角度來說，在這種情形下，腎上腺素會讓你激動不已，那種感覺就像你深深迷戀上某個人一樣。

　　當走過木橋的人看到研究助理時，他們大都在打量一番後認為，她只是個勤奮的研究助理而已。但是，對那些走過吊橋的人而言，緊張和腎上腺素卻轉化成了對助手頗為強烈的浪漫情懷。他們的生理反應似乎影響到了他們對助手的感知。但是，這一現象還有沒有其他原因呢？是不是吊橋的特性本身，就扮演了確定誰能走過吊橋的“過濾器”角色呢？

　　走過吊橋的人，可能恰好是比走過木橋人更有勇氣、更勇敢的人，所以，他們更想冒險給女助理打電話，為了驗證這種可能性，研究者又回到了卡佈蘭諾峽谷，進行了一項後續研究。在這次研究中，他們讓那位女助理只是等在吊橋的橋頭。有些人一走過吊橋，女助理就去接近他們，而對其他些人，則在他們走過吊橋十分鐘之後，女助理才去接近他們。如果說選擇走吊橋的人的確是更勇敢的人，那麼，你會覺得兩群人中給女助理打電話的人數量也是相等的，而不管她是何時接近他們的。但是，研究者證實了早期的結論：剛剛走過吊橋就遇到女助理的人，比那些走過吊橋十分鐘以後——這時候，他們的緊張感已經消退了，他們的腎上腺素濃度也降低了——才遇見女助理的人，更可能給她打電話。在心理學界，這座吊橋因為具有提高男性浪漫情懷的能力，而贏得了“愛情橋”的绰號。

　　正如這些例證表明的，我們總是在不斷地與他人相互發送和接收暗示信息和微妙信息——也就是說，我們總是在不斷地影響和被影響，即使我們理性的大腦並不知道這一秘密。當人們走過一座吊橋時，當人們為成為指揮官而接受訓練時，或者當人們與一個神秘的陌生人通電話時，做出判斷的人和被判斷的人在還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變色龍效應就對我們產生了影響。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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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