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管理手段：權力制衡察舉下情(1)

　　唐朝的管理個案分析

　　《太平廣記》里記叙了唐朝的這樣一件事情：

　　唐太宗時期的一天，長安城發生了一起胡人（外國人，主要是歐洲人和西亞人）盜竊案件，按規定應由長安城的地方政府雍州治安管理機構負責人法曹處理（相當於由首都北京市公安局處理），法曹的司法參軍事（相當於公安局局長）是主要負責人。雍州長官（市長）的意見是將京城所有胡人都“禁問（要求全城所有外國人全部不要走動，要全面進行盤查）”，司法不同意這種比較極端的做法，他說：

　　“賊可能是任何人，也可能是胡人穿著漢人的衣服，也可能是漢人穿著胡靴。所以，也要在漢人中盤查，不能只在胡人中查詢。請下令禁止暫時胡人在西市活動，其他的地方先不用這種方式”。

　　雍州長官很惱火這個司法對自己的意見的反對，打算行使終判權（必要情況下強行要求對方執行的行政權力），但是考慮到，一旦出現什麼問題，自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最後，他只好在命令上簽署：

　　“按照司法的意見辦理。”

　　這件事件很快就被唐太宗知道了，他很贊賞地說：

　　“這個京官做得很對！”

　　按說，地方首席長官權力很大，又強調事權統一，但是涉及關鍵權力的時候，他受到很強的制約。這種制約在關鍵時刻往往是很管用的。

　　首席行政長官在制度中被賦予了很大的終判權力，但是在唐代的制度設計中對於這一權力進行了嚴格限制，強調了責任制度。唐律中對行政錯失的責任追究原則是“各以所由為首”，要求按照分管的領域承擔相應責任，並沒有採取行政長官承擔全部責任的方式。其具體的規定是：

　　如果錯失是由主典造成的，則主典是首要責任承擔者，判官負第二從責任，通判官負第三從責任，行政長官則負第四從責任；如果錯失是由判官造成的，則判官承擔首要責任，通判官為第二從，行政長官為第三從，主典為第四從。

　　這些條款規定了行政管理程序對於行政長官個人意志的協同與制約。如果錯失是由主典造成的，則主典是首要責任承擔者，判官負第二從責任，通判官負第三從責任，長官負第四從責任；如果錯失是由判官造成的，則判官承擔首要責任，通判官為第二從，長官為第三從，主典為第四從。

　　從制度層面上看，唐代的的設計強化了權力之間的制約平衡。

　　王朝監察制度的演化

　　實際上，據易中天先生講，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監察制度的國家之一。自秦漢始，王朝統治者就建立了專門的監察部門，在西漢時稱為“禦史府”，東漢以後叫做“禦史台”，明清改稱“都察院”。無論名稱如何改變，這個部門都是屬於天子直屬的權力獨立部門，不僅僅是查處貪污腐敗官員，更重要的職能是對於中央各部門、各地方政府官員的制約與督導，從而也有了解基層情況的功能。

　　這些部門的權限很大，上至親王宰輔、重臣勳貴，下至督撫州縣、司管道員，甚至包括其他監察官員，均可進行彈劾，並且不需要與相關部門打招呼。因此。歷代王朝統治者都非常註重監察人才的選擇，用林則徐的話說：

　　“立政之道，察吏為先。”

　　武則天的監察之道

　　武則天大概就是一個特別善於運用監察手段的帝王。

　　唐代初年，沿襲了隋制，朝廷最高的監察部門是禦史台。武則天登基後將其改為左右兩個肅政台，不僅增置監察官員，而且加強其監察職能，左肅政台專司糾察中央部委和軍隊官員；右司專門負責京畿地區和地方各州縣官員的監察。同時，為了使監察的運作有法可依，武則天命令尚書省刑部侍郎韋方質起草了專供考查地方官員用的《風俗廉察48條》。在實際的監察過程中，武則天使用了不少的酷吏（這在各類歷史書籍中已經搞得天下皆知了），同時也延聘了不少的正吏以便糾偏。其中，監察禦史嚴善思、徐有功、杜景儉等都是很典型的人物，他們堅持原則、執法無私，敢於據理力爭，不隨意陷害他人。當時的很多被告密的人都私下傳說：

　　“遇來（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杜必生”。

　　天授元年間，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二人遭受酷吏誣告，被判處滅族之罪。擔任秋官郎中的徐有功認為缺乏證據，堅決反對這個不實判決，秋官侍郎週興趁機對武則天說：

　　“徐有功這個家伙，故意放縱謀反之人，該殺！”

本文摘自《從歷代王朝興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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