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管理手段：外儒內法多元並蓄(2)

　　(1)性是天生而自然的，人性本於天，天無情無欲，自然無為，人性也是纯真質樸，不加雕飾。表明荀子的人性論與其天道觀有直接的淵源關係。

　　(2)性雖人生而具有，非人力之所能為，然性通過後天的積習可發生變化，這就是荀子人性論中的“化性起僞”觀點。

　　從荀子對人性的規定看，人性中最初不包含任何道德意識，也不具分辨是非美醜的能力，按荀子的這種邏輯規定推論下去，他應得出與告子所謂“性無善無不善”相同的結論。可荀子卻由天然質樸之性得出“人性惡”的結論。

　　荀子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辞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之理亡焉。”（儒效)。荀子認為，與生俱來的好利、惡害，耳目聲色之欲等天性，都具有自由活動和自由發展的本能，現實中，人人皆有欲，且“欲多不欲寡”，若順縱人之性情任其自由發展而不加節制，便會導致一系列惡的結果，如爭奪，殘賊，淫亂等行為。

　　正是荀子的“人性惡”才引伸出了禮義道德與法律制度共存的必要性。他說：“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性惡)。改造人性的力量不僅僅是聖人的禮義，而且應該有嚴格制度的支援。

　　荀子的思想為後世千年的王朝管理思想奠定了基础——外儒內法，正是歷代帝王管理國家的實質。

　　實用主義的折中是王朝統治者對待理論的慣用態度

　　據載，有一次，宋太宗與開國元勳兼重臣趙普閑聊，太宗開玩笑地問：

　　“聽說你讀書只讀過一本《論語》，是嗎？”

　　趙普倒是老實，答道：

　　“回陛下，這是真的，我知道的也就是《論語》中的東西。”

　　太宗倒真的驚訝了：

　　“唉，那你這麼多年來就靠這本《論語》說明太祖和朕管理天下事務了？”

　　趙普答道：

　　“過去，臣以半部《論語》輔助太祖平定天下，現在臣用半部《論語》輔助陛下，天下可太平。”

　　後來，趙普病逝，家人打開他的書櫃，裡面果然只有一部《論語》。

　　這段野史渲染了《論語》在治國過程中的經典地位以及儒家學說的基础性，其實，也說明了另外一個事實：歷史上很多帝王在管理王朝的時候，其實在重視儒家經典的同時，對於各類治國理論並不是排斥，而是採取了實用主義的折中態度，無論是法家還是道家，甚至佛家等，只要對於治理國家有用的並不採取排斥態度。比如，唐朝時期，無論是在盛唐還是在唐後期，帝王在尊崇儒學的同時，對於道家的崇尚（李氏家族自稱是老子的後代），對於佛家的欣賞（唐太宗時期的玄奘西遊）都是典型的務實態度。當然，理論體系的基础還是儒家。半部《論語》倒也足夠用了。

本文摘自《從歷代王朝興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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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體現於大型企業的持續發展歷史中，那麼中國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歷代主要王朝的長壽過程中，展示在中華文明的繁衍持續過程中。
　　真正的中國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統治者，他們才是中國管理的主要實踐者，甚至是理論的原始創造者。如何構建王朝並使之持續，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基業長青，以往的王朝統治者已經用他們的成功和失敗，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借鑒。
　　本書從古今中外管理實踐者的管理思維對比出發，摒棄了空洞的說教，結合現代企業管理者的翔實案例，總結神秘領導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續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