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管理手段：外儒內法多元並蓄(1)

　　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國策確定後，漢代似乎便成了儒生揚眉吐氣的年景，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

　　儒學得意，儒生未必得意

　　成帝時代發生過這麼一件事：

　　琅邪太守朱博特別讨厭讀書人，“尤不愛諸生”，到地方上任所做的頭一件事，便是砸儒生的飯碗，“所至郡辄罷去議曹”。儒生如有講仁義、行德政之類的建議，他總是一副不耐煩的嘴臉，一再表示自己“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

　　值得註意的是，朱博已是西漢末期的人物。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他在一個月內先後官拜禦史大夫乃至丞相。這時儒學表面上定於一尊已超過了一個世紀，可是像朱博這麼一位鄙薄儒學仁義教化、理直氣壯地拒斥“聖人之道”的官僚竟然能平步青雲，升至高位。這一事實本身說明，即便是在元、成之後，尊崇儒家的漢代帝王其實還有別的統治原則：

　　從兩漢時期法律條款的精致程度，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推崇儒學的同時，充滿著法家政治的濃厚氣息。漢律是直接繼承秦律而來的，它最大的特色是嚴密。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

　　其實，就是那位樹立儒家統治地位的漢武帝也並不相信，只有儒學才能治國，尊儒尚法才是他統治國家、駕馭臣下的根本原則。

　　尊儒尚法：漢武帝的王朝管理本質

　　所謂尊儒尚法，就是提倡仁義德治與實施法治相結合。“尊儒”與明教化相通，所謂明教化，即通過倡導、勸勉的手段，統一人們思想，形成忠於封建王朝、恪守封建綱紀倫常的社會風氣。武帝即位以後，連續多次大規模徵召才能之士，建立了郡國歲舉賢良制度（下令郡國官員每年向政府推薦人才），從中選拔和任用政府所需的人才，通過“舉賢良”來達到“明教化”的效果。武帝即位次年，採納丞相衛绾建議，對所舉賢良中治法家、縱橫家的，一律罷去；隨後又任命好儒術的窦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名儒魯申公的學生王臧為郎中令。這樣，尊儒的趨勢得到加強。

　　建元六年（前135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從此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學處於獨尊地位，成為西漢王朝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

　　“尚法”即對違法者要嚴治。將法家駕馭臣下的權術和嚴施刑罰等用作手段，而儒術用來緣飾，所謂外儒內法正是武帝政治的特點。所以，當時所要“罷黜”的不過是那些新進對策的專治雜學的人，並非禁絕儒家以外的各家。董仲舒雖建議罷黜百家，但他的儒家思想也吸收了道、法、陰陽五行等學派的學說，他還特別強調法治，把儒法兩家揉合為一體，形成外儒內法的思想。從漢武帝執政時期的情況來看，他對“百家之學”還是寬容的。漢武帝本人並不完全依賴儒學，在宗教方面，他相當依賴方士；在政治方面，他相當依賴法家。他所重用的大臣，大都是既精通儒術又深知刑法的人。尊儒尚法、外儒內法或儒法表里的統治思想一直為歷代統治者所奉行，成為統治者的治國秘訣。

　　尊儒尚法也體現了“德治”與“法治”的統一。

　　法律與道德作為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範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互相聯繫、互為補充。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貫彻統治階級的意志，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尊儒尚法體現了道德規範和法律規範的融合統一，在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和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荀子：儒法結合管理王朝的始作俑者

　　其實，漢武帝時代開始的儒法結合統治並不是發明。理論根據可以直接追溯到戰國時代的儒學大師荀子，他是孟子之後儒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門下弟子衆多，比較著名的有李斯、韓非子等等。

　　荀子既尊崇禮義，又提倡法制，這顯然是與他的人性學說有關。“人性”是什麼？荀子說：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正名），“性者，本始材樸也”(性惡)，還說：“凡性者，天之就……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性惡）“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儒效)。從這些論述中，可看出荀子對“性”做了兩條基本規定：

本文摘自《從歷代王朝興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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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體現於大型企業的持續發展歷史中，那麼中國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歷代主要王朝的長壽過程中，展示在中華文明的繁衍持續過程中。
　　真正的中國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統治者，他們才是中國管理的主要實踐者，甚至是理論的原始創造者。如何構建王朝並使之持續，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基業長青，以往的王朝統治者已經用他們的成功和失敗，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借鑒。
　　本書從古今中外管理實踐者的管理思維對比出發，摒棄了空洞的說教，結合現代企業管理者的翔實案例，總結神秘領導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續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