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支柱五：管理的關鍵是合理而不是威權(1)

　　從前面的論述中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帝王的權威是絕對的，是不容侵犯的。實際上，這種權威要比我們想象的脆弱得多。中國歷史上一句“有德者居之”將帝王的權威置於一個永遠處於考驗的位置。坦率地講，皇帝位置為無數人羨慕，其實是當時最具危險性的位置，說不定哪天就被人替代了，而且替代過程可能是以生命之血為代價。也正因此，尋求治理與權威的合理性成為王朝統治者時時刻刻都不能忘記的事情，開國皇帝要通過出生時的異象證明自己是“真龍天子”，通過仁政說明自己真的夠格，而那些繼承了前人王位的年輕帝王們要通過適當理論與執政方式證明自己權力的合法性。我們的古人最講究“君權神授”，但是說得是：

　　好皇帝是天授，壞皇帝就不是，就可以取而代之。

　　這導致了很多皇帝一生都在尋求合理性，追求祥瑞就是如此，害怕惡兆也是如此。失去了合理性就完了。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王朝管理過程本身的合理性。

　　也正由於此，有為的皇帝們通過追求執政的合理化達到讓天下人臣服自己的目的。

　　《荀子》中記載了一個關於孔子的“宥坐之器”的故事，說得是孔子到魯桓公的廟里去參觀，看到一個形狀奇特的罐子，就問：

　　“這是個什麼東西呀？”

　　守廟的答：

　　“這叫做宥坐之器。”

　　孔子好奇地說：

　　“我聽說過這種東西，空的時候是傾斜的，如果水裝得適中，就能夠比較穩定的正立著；如果把水裝滿了，它就馬上傾覆倒下了。”

　　這就是孔子所說的“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

　　他轉過身，對著弟子們說：

　　“註水試試！”

　　當弟子們註水的時候，果如孔子所言，他因此感歎到：

　　“在這個世界上，哪有滿盈而不傾覆的道理呢？！”

　　這實質上就是孔子“中庸”思想的基本涵義。中庸又稱中行、中道，《易經》中多處提及“尚於中行”、“有孚中行”、“中行無咎”。孔子解釋說，中庸就是“過猶不及”，也就是要做得恰到好處，換句話說，就是要做得合理。合什麼理？就是合乎大道之理，能夠讓大多數支援者接受的理，不走極端。《資治通鑒》的開篇便講了智伯自我毀滅的過程：

　　智襄子專任晉國大政，稱智伯，一聽就知道是個聪明的家伙。一天，他與韓康子、魏桓子飲酒作樂，期間多次對二人進行譏笑侮辱。迫於智氏的權力以及晉國的強大，二人也無可奈何，唯唯而已。事後，智伯的謀士智國勸智伯：

　　“主人還是要註意自己的言語，不要那樣對待別人。這樣下去會大禍臨頭的。”

　　智伯一聽，大笑：

　　“災禍是不是發生，都在我手中掌控，我不制造災禍，誰敢如何？”

　　智國答道：

　　“事情恐怕不是這樣的，《夏書》上曾經說：‘一個人的過失很多，人們的怨怒往往出於無形，而非明白表露，所以要防患於未然’。主人在宴會上這樣公開羞辱別的諸侯，事後又不提防，有點不太妥當吧。蚊子、黃蜂都能害人，更何況一國諸侯呢！”

　　智伯不僅聽不進去，為了展示對於自己的權威，他要求韓康子割塊地給他，韓康子本來不想給他，他的謀士段規說：“智伯是貪財剛愎之輩，不給的話，他會不顧一切的派兵攻打我們，我們不如他的勢力大，不如答應了他的要求。這樣，他就會更加驕傲，肯定也要求別的諸侯給他土地，那些比我們大些的肯定不會給他，他就會出兵攻打別人，我們可以靜觀其變！”韓康子覺得有理，於是就送了一個有萬家人口的都邑給晉國。

　　智伯對智國得意洋洋的說：“如何？現在是我說了算！”，接著，他又向魏桓子提出了同樣的要求，魏桓子很惱火，本打算拒絕，最後還是在謀士的勸說下也讓出了一塊萬家人口的土地。

　　這一下，智伯就更覺得天下老子第一了，將索地的手伸向了趙襄子。趙襄子當然不給。智伯大怒，於是統率晉、韓、魏軍隊攻打趙國。三國軍隊兵圍趙襄子所在的晉陽，趙襄子知道魏韓兩國諸侯肯定懷恨智伯，就派一個叫做張孟談的人趁夜色悄悄來到二位諸侯的大帳中，說：

　　“臣聽說唇亡則齒寒。現在智伯率領著你們攻打我們趙國，趙國要是滅亡了，像智伯這樣貪得無厭的家伙，下一個目標就是你們韓、魏了！”

本文摘自《從歷代王朝興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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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體現於大型企業的持續發展歷史中，那麼中國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歷代主要王朝的長壽過程中，展示在中華文明的繁衍持續過程中。
　　真正的中國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統治者，他們才是中國管理的主要實踐者，甚至是理論的原始創造者。如何構建王朝並使之持續，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基業長青，以往的王朝統治者已經用他們的成功和失敗，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借鑒。
　　本書從古今中外管理實踐者的管理思維對比出發，摒棄了空洞的說教，結合現代企業管理者的翔實案例，總結神秘領導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續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