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支柱四：管理的前提是合一而不是多元(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子民。

　　這大概是歷代王朝統治者都追求的，而且也堅信不移的。

　　玉玺代表了什麼

　　在中國的歷史物件中，最具傳說性質也最為誘人的不是金錢而是玉玺！原因很簡單，這是皇帝使用的，象徵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在關於玉玺的傳說中，由秦始皇所造傳國玺的下落成為一個神秘的謎團。有的史書記載：傳國玺是用卞和所獻的和氏璧所刻，方四寸，上盤五龍。上面的字是李斯所寫的篆書，其文為：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這被看成是天與人的連接證物。

　　秦朝滅亡後，玉玺就到了漢朝皇帝手上。王莽篡國，逼元帝皇後交出玉玺，皇後怒投於地，上面的一條龍之角有點破損。不過，這個物件在王莽手上還沒有捂熱，就輾轉回到了劉家，光武帝成為新的主人。漢獻帝時，董卓作亂，皇帝急著跑出長安，將玉玺丢失。據說，孫堅讨董卓，於井中得之，复為袁術所得，讓袁術有了皇帝夢。袁術死，荊州刺史徐缪送往許昌，曹操沒有把它給皇帝。留在了自己手中，交給了自己的兒子，魏國立國就用的這個玉玺。當然，後來順理成章地到了晉帝手中，之後陸續到了劉聪、石季龍等短命王朝的小皇帝們手中，五代十國亂世中丢失，沒有人再行知道下落。在當時人的心目中，似乎如果拿不到這個物件就等於上天不認可你，你就不光明正大。當然，拿到了也未必有好處，比如王莽、石季龍等人。不過，也有很多人認為，其實，漢獻帝出逃時丢掉後再也沒有找著，後來的玉玺纯屬應時而造。

　　其實，王朝的創造者們無論如何得想個辦法擁有這麼個物件，以證明自己的身份。

　　與西方的人神分立不同，中國是典型的神附體思維，在西方，人是人，神是神，而在中國，某些人就是神，比如皇帝；在西方，國王、皇帝也要對神禮讓，尊敬神在世間的代表者－教皇等，但是在中國，皇帝本人就是神的化身和代表者。天人合一從皇帝的身份開始。既然，皇帝是天上之神在人間的代表，也就是天子，那麼，他的權力應該就是不可動搖的。我們從甲骨文中可以看到遠古時代的“王命”和“王令”。

　　合一的治理權力

　　既然王是“天命”所賦，其治理的權力就是唯一的，是至高無上的。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觀點各有千秋，但是，對待國家治理權力的看法卻是出奇的一致：國家必須是用合一的權力進行治理。

　　孔子說：“天無二日，國無二王。”

　　慎子說：“多賢不可多君，無賢不可無君。”

　　管子說：“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以理也。”

　　荀子說：“君者，國之隆也。……隆一而治，二則亂。自古至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莊子說：“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孟子：當梁惠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於一。”

　　《呂氏春秋》：“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轉之也。一則治，兩則亂。”

　　韓非子說得更明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合一性成為王朝管理的核心要則。

　　春秋戰國的混亂局面與週王朝軟弱的“封建”體制讓各路思想家們在管理的根本問題上達成了空前的一致。他們堅信，如果不能合於一，社會將會造成更大的災難，孟子因此自信的宣稱：

　　“聖人复起，必從吾言”

　　力主“合一”的韓非子對此曾經做過很形象的論述，他說：

　　“王良和造父是天下著名的禦馬專家。兩個人都很厲害。但是，如果讓他們兩人一個坐在右邊、一個坐在左邊，同時訓練和駕馭馬匹，恐怕連十里路都跑不了呀。治理國家是比禦馬還要複雜的事情，又怎麼能夠有兩個人同時執權呢？！”

　　作為政治實踐家的王朝開拓者們也就自然而然的行動起來，無論是秦始皇還是他的父輩，或者後來的項羽與劉邦，都深深地了解了“合一”的重要性。

本文摘自《從歷代王朝興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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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體現於大型企業的持續發展歷史中，那麼中國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歷代主要王朝的長壽過程中，展示在中華文明的繁衍持續過程中。
　　真正的中國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統治者，他們才是中國管理的主要實踐者，甚至是理論的原始創造者。如何構建王朝並使之持續，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基業長青，以往的王朝統治者已經用他們的成功和失敗，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借鑒。
　　本書從古今中外管理實踐者的管理思維對比出發，摒棄了空洞的說教，結合現代企業管理者的翔實案例，總結神秘領導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續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