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支柱一：管理的核心是人性而不是事務(2)

　　當舜娶了帝堯的兩個女兒後，父親更是妒恨的難受，弟弟象除此之外，還垂涎兩個美麗的嫂夫人。於是，這兩人就開始合謀，殺害舜。結果，在神的護佑下，舜每次都預知到了危險，避開了災禍，事後，他又大度地像沒事人兒一樣的一如既往的對待父親和弟弟！

　　孝心感到了天地，也感動了帝堯，最終帝堯將王位傳給了舜。

　　德行，是古代帝王最為關註的品質，也成為治國的最核心要求。“人性”因此自古以來就成為我國歷代王朝統治者最為關註的治國之道。在當時的管理者心目中，只要把握了人心、了解了人性，便能治理到位。最典型的說法莫過於孔子的“人性”觀：

　　“性相近，習相遠”

　　這大概來源於我們祖先與西方人不同的想法，我們的祖先認為，整個宇宙是充滿生命的，宇宙中沒有什麼完全孤立的物質體系，人是其中的核心，任何東西的生滅都與人有關。《禮記》中的“人者，天地之心也”就表達了人是萬物之靈的理念。

　　駕馭人性才能成為至聖

　　既然人心是萬物的核心，管理人心，也就是把握人性，就成了一項首要的管理任務。將這個最為核心的要素管理到位了，其他外在的要素就好控制了，因此，人性的管理就成為歷代帝王研究的課題，也就成為歷代帝師們最為關註的功課。

　　人性撲朔迷離，如何管理？古代先哲、帝師們首先從研究人性的本質開始探讨這個問題。最為基本的一個話題就是：

　　性善還是性惡？

　　孔子有著比較強的直覺，在他看來，人性都是“相近”的嘛，都差不多，只不過後天環境對人心產生了影響，造成了“相遠”。孔子之後，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們對於人性的認識有了很大的分歧：

　　孟子說：

　　“仁義禮智，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也。”乃是“不學而能”的“良知”！

　　荀子則截然相反，他認為：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到了漢代的董仲舒，則把這些理論系統化了，提出了一個更容易把握的論調，即他提出的“性三品說”。在他看來，人有三等，聖人、中民、鬥莦。

　　“聖人之性不可名性，鬥莦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

　　不過，他認為，聖人和鬥莦都只是極少數，絕大多數的人是“中民”，即普通人。這些人有“善質”，但尚不是性已善，所以必須“教化”，使“善質”轉化為“性善”。

　　既然認定了人性中善的因素較多，歷代帝王在儒家學說的引導下，都將教化民衆、以德治國視為最基本的原則。用孟子的說法，就是：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

　　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禮記》就明確強調了教化對於收服民心、修正人性的重要作用：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人不學，不知道。是故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朱元璋的教化“發明”

　　明太祖朱元璋在這方面很有特點。在大肆殺戮貪官污吏，給人們樹典型的同時，他還祭出了一些自己的“發明”：

　　比如，為了興起孝廉之風，朱元璋要求各地的官員選派村里的老人，在黃昏的時候派人在大路上呼喊：“孝順父母，尊敬長輩，鄉鄰和睦，教導子孫，各安生理，莫做壞事。”

　　短短六句話，語意明了，提醒百姓應該遵守的基本要求。為了落實教化之功，他還提出了具體的措施以培養尊老的時尚，如“凡耆民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也者，月給米三鬥，肉五斤，……”

　　當然，朱元璋並不是一位尊古的人，對於陳規陋習，他照樣痛恨革除。明洪武年間，山東日照縣有一個叫做江伯兒的百姓，母親生病期間，他仿效古人割股肉熬湯給母親治病，結果母親仍未痊愈，於是向神許願：如果母親病愈，我將殺子祭祀您。過了些日子，母親漸漸痊愈了，江伯兒就把三歲的兒子殺了祭祀神靈。鄉里覺得這可是孝比古人，於是將他的事迹報到了上邊。朱元璋看了推薦信後，大怒：

　　“這狗日的，哪里還有天倫？簡直是滅絕天理！”

本文摘自《從歷代王朝興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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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體現於大型企業的持續發展歷史中，那麼中國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歷代主要王朝的長壽過程中，展示在中華文明的繁衍持續過程中。
　　真正的中國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統治者，他們才是中國管理的主要實踐者，甚至是理論的原始創造者。如何構建王朝並使之持續，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基業長青，以往的王朝統治者已經用他們的成功和失敗，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借鑒。
　　本書從古今中外管理實踐者的管理思維對比出發，摒棄了空洞的說教，結合現代企業管理者的翔實案例，總結神秘領導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續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