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圓明新園”事件看父子差異(4)

    從這個角度看，徐文榮，以七旬之軀滿腔熱誠地為中華文化瑰寶的再現而奔波勞累，其言其行其情皆可敬可佩；而徐永安，以公衆公司掌門人的身份嚴把公司的投資關也同樣值得敬重。

    一樣都是浙商：一個是草根浙商，一個是海歸浙商

    在《中國經營報》的訪談中，徐文榮的一段話讓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有苦難的童年，小時候窮啊，要什麼沒什麼；有打倒的青年，那個年代，什麼積極就打倒什麼，到處被批鬥；有奮鬥的壯年，改革開放，趕上好環境了，就拼了命地奮鬥；有成就的晚年，晚年了，什麼都有了，這麼大的事業，名氣也有了；還有傷感的暮年，暮年了，想建個圓明新園，卻遭到了這麼大的爭議，包括家人都在阻撓我……”

    這麼平淡、簡單的總結里，包含了老人對他的一生多少風雨的追憶和感慨。正如他自己的一句口頭禅：“我是農民。”徐文榮的這句大白話道出了多少浙商的心聲——正是因為農民出身，正是因為“窮則思變”的緣由，也正是因為農民的簡單、直率而百無禁忌，才使得這些草根出身的創業浙商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底氣。

    橫店影視城所反映的中國歷史跨度有2500年，徐文榮對每個景點背後的歷史都非常清楚。可他總是明確地說：“我是農民。我不是文化人。”

    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以他自己所說的“我就是一條蚯蚓，要從泥里鑽出一條路來”的幹勁，搞起了龐大的文化產業。

    “我們是從‘一無所有’到‘無中生有’到‘無所不有’。”徐文榮這樣說的時候很自豪，還有些草莽英雄的氣概。

    確切地說，徐文榮這一代浙商，以敢闖、敢冒的精神，無師自通地演繹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第一代創業者的風採。他們是“摸著石頭過河”理論的實踐者。正是這種敢闖、敢冒、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使得浙商在改革開放的潮流中站在了第一方陣。

    事實上，當年徐文榮從傳統輕紡工業轉型高科技產業時，也曾遭到許多不解與阻力，但事實證明了他的判斷。一個採訪過他的作者如此形容：“他甚至還不能完全搞清楚他的橫店生產的這些東西究竟是依據什麼科學原理生產出來的，但是他相信他的思想是對的，那就是依靠高科技讓橫店人富起來……他對科技的重視看來主要出於一種精明。”

    細想來，徐文榮對文化產業的投入也是緣於他前瞻性地感覺到這個產業的前景，在他自己還沒有仔細搞明白這個產業究竟能夠產生多少效益的時候就一頭紮了進去。他說：“我搞過3種產業，農業、工業、文化產業。文化產業最艱難，但我覺得這是一勞永逸的，有後勁。”

    這種前瞻性的產業感覺其實是一種直覺。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一代浙商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憑企業家直覺加果斷的結果。當然，其前提是改革開放政策支援下的順勢而為。

    徐文榮掰起手指這樣算了一筆賬：他說，他搞的這些文化產業，橫店集團賺1塊錢，週邊老百姓就可以賺5塊。出租房屋、當群衆演員、做演員遊客的生意……“以前，橫店有的只是農民，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很多農民進廠當了工人，第三產業的興旺，讓老百姓找到了更廣闊的就業門路。例如，岩前村、楊店村成了遠近聞名的演員村，村里上至七八十歲的老人，下至剛出生的嬰兒，幾乎都上過電視劇鏡頭。只要有勞動力，就有出路，這點我很欣慰。橫店現在人均年收入一萬多，在金華數第一。”

    草根浙商，發端於草根，情系草根，情歸草根。正因此，徐文榮念念不忘，希望在遲暮之年圓他的最後一個夢想——在八面山下，那塊讓他奮鬥了一輩子的土地上建起中華文明的藝術宮殿——圓明新園。

    行筆至此，一個自然的聯想是：多少年之後，徐永安是否會把橫店集團的總部遷往杭州、遷往上海或者北京、紐約？

    徐永安是海歸，他的身上有很深的海歸烙印——以職業經理人的氣質出現在職場，不多言不多語；以快槍手的步法神秘地出入於資本市場，低調、高效地承接父輩開創的基業並發揚光大……

    不敢輕言橫店的未來，也不敢預測“浙商2.0時代”橫店的發展前景。但我們應該感謝這個時代，讓我們的民營企業誕生了同時馳騁於商場的父子兵，演繹了浙商1.5代的精彩！

本文摘自《浙商30年1.5代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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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後崛起的浙商，已經完成了第一代的奠基工程，而進入第二代的逐鹿中原、彰顯風流時期嗎？　　所謂的二代浙商，經過父輩七八年或更長時間的培養，已經完成了掌門人之位的權力交接。但從本質上看，他們雖為父子，同時還是創業的伙伴。而所有的百年老店都是經過幾代人的共同努力才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