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分析

　　經濟分析之一
　　和法律學者的論述相比，經濟學者對權利這個概念，也有許許多多的探讨。我認為，最生動的描述之一，是出自戲劇理論大師賓默爾教授（Ken Binmore）的筆下。在《公平博弈》（Playing Fair）這本書的第四章里，他講了一段發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無知之幕揭開之後，亞當和夏娃發現，他們兩人正置身在一艘老式桅船中，而且正處於暴風雨里。……在老式桅船上，社會的組織大概完全會是階層式的；因為，其他的組成方式，不能更有效地處理生離死別的危難。
　　換句話說，在探讨權利的結構時，賓默爾不是由抽象的理念出發，而是以人類實際的歷史經驗為基础。在實際的世界里，男人比女人孔武有力，因此“自然而然”地承擔了較多較重的責任，也因而掌握了較多的資源、享有較特殊的社會地位。
　　其實，賓默爾的故事，還可以再往前推一步。每一個人都可以設想，在盤古開天地時，面臨一個重要的抉擇：男生和女生這兩性，要共同面對各種問題，而主要的是“生存”和“繁衍”這兩項。因為懷孕、生產、養育都需要一段時間，而且在這段時間裡不容易從事粗重或劇烈的工作（耕種或狩獵）。因此，由專業化和分工的角度來看，有下面幾種可能的安排。
　　第一種安排：兩人身材一樣高大，輪流懷孕、生產、養育，或由其中一人完全負責；
　　第二種安排：一人身材高大，一人嬌小；身材高大的人，同時負責懷孕、生產、養育；
　　第三種安排：一人身材高大，一人嬌小；身材嬌小的人，同時負責懷孕、生產、養育。
　　在這三種組合里，最能人定勝天、最有效率的安排，顯然是第三種。身材高大的，負責耕種狩獵；身材嬌小的，負責生兒育女。事實上，這兩種人在一開始時，可能有同樣的身材體型；但是，在演化過程里，人們逐漸體會到，負責生兒育女的，可以有較小的身軀，只需要耗用較少的食物；負責耕種狩獵的，最好有較魁梧的身軀，可以多花氣力、多收獲一些。
　　因此，為了生存繁衍，聪明的人們會在演化過程里，慢慢雕塑出比較好的“競爭組合”（surviving combination）。男女的身材和分工，可以說是很明顯的例證。而且，這種推論，其實可以引申到其他動物身上。因為懷孕、生產、養育所需要的時間較長，所以人的兩性之間，在身材和分工上會有差別待遇。相對地，如果懷孕生產養育所需要的時間不是很長，兩性之間的身材和分工，就未必會有明顯的差別。我曾提出這個問題，向一位在台北動物園服務的專家請教，他四平八穩地答道：我的假說，不完全背離他所了解的動物世界!
　　男女有別的觀念，還可以借下面這個故事，作進一步地申論。
　　“農地農用”問題的諸多迷思
　　在臺灣，每過一段時間，就會熱烈讨論一次：要不要把農地開放？反對開放農地的理由，除了安全的考慮之外，主要有兩點：第一，農地對水土保持很重要；而且農地改為其他用途之後，很難再回复原狀。第二，開放農地之後，農地流入財團手里；財團坐收暴利，貧富差距擴大。
　　在“女性主義”的論述里，常會出現“父權社會”這個字眼；因為是父權社會，所以無論在工作、待遇或升遷上，女性所受的差別待遇觸目可見。要扭轉這種歷史性的錯誤（或罪惡），女性主義論者顯然還有漫長的一段路要走。
　　不過，女性主義的論述也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參考點：如果沒有歷史，人類直接邁入科技社會，那麼女性的地位會比較低嗎？在科技社會里，對信息的處理需要細心、耐性、敏感度高……而不見得需要龐大的身軀和原始的體力。因此，根據這些特質，如果一開始就是科技社會，女性的表現可能會優於男性；各行各業的領導者可能都是女性，男性可能只是居於從屬、受支配的地位。在那種情況下，“男性主義”的論述可能有同樣的委屈和哀怨。
　　“父權社會”和“母權社會”的差別，很可能就在於歷史經驗；因為在人類歷史上，力量（獸力、人力、機械力……）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所以現在是父權社會而不是母權社會。因此，不同的歷史經驗，會讓社會走上不同的發展軌迹；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上，會駐足在不同的結晶點上。不過，這也提醒我們，無須過分地被歷史經驗所束縛，因為還有其他諸多的歷史軌迹可以（值得）思索和嘗試。
　　“農地農用”的問題，顯然也和歷史經驗有關。如果一開始就是科技社會，我們大概不會有大量的農田；有一部分的農田會成為聯電、華碩等公司的工廠和研究室；其他的農田會成為房舍、道路、花園、購物中心、休閑設施等等。稻米可以進口，就像玉米、面粉、塑料鞋、外勞可以進口一樣。堅持要自己種田，就像堅持要自己的子弟當佣仆一樣。根據“農地農用”的邏輯，“農人（當然要）耕田”。可是，這種邏輯的前提不一定成立：堅持那些土地一定要當“農地”，就像堅持施振榮和張忠謀一定要當“農人”一樣!
　　同樣一公頃的地，作為農田，一年所生產稻米的附加價值大概不超過新臺幣二十萬；作為聯電、宏碁的工廠，產品的附加價值很可能達到數億新臺幣。同樣的張忠謀和施振榮，作為農人，耕田一年所創造的附加價值……
　　“農地”，有水土保持的功能；這個論點有一點道理，不多就是了。土地不作為農地而作為工廠、花園、道路等等，一樣有水土保持的功能，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水土保持”是問題，而不（應）是借口。何況，農田大部分是在平地，而不是在山地；在開放農地的問題上，水土保持的問題並不是重要的關鍵。
　　開放農地之後，農地確實會流入財團的手里，貧富差距也確實（可能）擴大。不過，這兩種自然而然的結果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首先，財團願意付高價收購農地，是因為可以作進一步的利用以追求利潤。就是因為財團唯利是圖，所以能更有效（也就是更有利）地利用農地。土地流入財團的手里，就像經營電信事業的權利由“中華電信”流入財團手里一樣；因為競爭，所以效率會提高，最後獲利的還是廣大的消費者。
　　所得分配的問題也是一樣；財團大股東的財產當然會增加，而且會遠超過一般市井小民（如你我）薪水增加的幅度。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問自己幾個問題：因為張忠謀和施振榮這些人，社會的所得分配變得比較不平均；貧富差距擴大。因此，你希望有張忠謀和施振榮，還是希望沒有張忠謀和施振榮？還有，在“均貧”和“不均富”之間，你會怎麼選擇？
　　由這個問題上，也許可以得到一點啟示：土地不一定要當農地，張忠謀和施振榮最好不要當農夫!
　　經濟分析之二
　　波斯納在哈佛法學院就讀時的成績優異，畢業後先到加州的斯坦福大學任教；然後，他接觸了一些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者，感受到經濟思維的趣味。
　　1969年，他轉往芝加哥法學院，直接和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大師們展開辯論。然後，這位優秀的法律學者，先變成優秀的經濟學者，再進一步成了推展“法律經濟學”的大將；2003年，他幾乎是執這個新興領域牛耳的掌門人。波斯納接受經濟學的洗禮之後，最早發表的論著之一，是1980年的《論原始社會》（A Theory of Primitive Society）。一位受傳統法學訓練的法學院教授，利用經濟分析，來探讨原始社會的法學問題，這真是一種奇怪的組合。不過，這篇文章問世之後，一再被引用；在法律經濟學的發展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
　　這篇文章所以重要，我認為有兩點原因。就經濟分析而言，自1960年起，經濟學者向政治、社會等領域擴展，成果豐碩；利用經濟分析來探讨法學問題，是自然的延伸。如果由經濟學的角度，也能解釋原始社會的現象，正好證明經濟分析一以貫之的特性。
　　就波斯納本身而言，經濟分析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成本極低、效益最大化”的行為特質；這個理念，如果應用到法學領域里，就幾乎自然而然地成了“財富最大化”（wealth maximization）的論點——法律的運作，往往不自覺地符合效率的考慮，而使社會資源日益積累。這種觀點，剛好可以針對沒有工商業活動、沒有市場經濟、沒有貨幣信用卡的原始社會，作具體的檢驗。
　　波氏的論文，就生動、平實、自然地呈現了原始社會的樣貌；而且，由經濟分析的觀點，提出合情合理的解釋。在原始社會里，由信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的角度來看，有兩點特色：一方面，信息有限、匮乏，沒有現代的文字記錄，也沒有電報、電話、計算機等等；因此，人們所能擁有的信息非常貧瘠。另一方面，原始部落里，大家相隔咫尺；鄰居之間，幾乎沒有太多的隐私。而且，因為生活在一起，所以幾乎擁有相同的信息。
　　在這種背景之下，原始社會里的律法（權利結構），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一些特性——就像男女分工的情形一樣。首先，因為沒有獨立的司法單位，所以居民們本身兼任司法仲裁的重責大任；球員兼裁判，是花費最少的運作方式。其次，對於意外、傷害等等侵權（torts），一律採取完全責任（strict liability）；也就是，不分青紅皂白，由肇事者負全部責任。從資源運用的角度來看，操作這種遊戲規則，只需要搜集最少的信息，而且最容易執行。劉邦入關中時，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在精神上，可以說完全呼應波斯納的發現；因為，戰亂過後，資源匮乏，人心未定，遊戲規則最好明快迅速。
　　最後，在原始部落里，每個人都要承擔連帶責任；親戚的福禍，就是自己的福禍。這種權利結構，有兩種好處：連帶責任，表示血統親戚彼此相連；對每一個個人來說，都增強了互相保險的功能。因為，對圈外人有遏阻的作用，就減少了自己被欺負傷害的機會。同時，連帶責任，使血緣親戚之間彼此規範約束，可以降低和圈外人發生沖突的機會。因此，在除弊和興利這兩方面，連帶責任都有可取之處。
　　此外，原始社會里，還有一種令人意外的古樸之美。因為簡陋的屋舍相隔不遠，所以雞犬人畜之聲相聞；因此，彼此言談之間的遣詞用字都很典雅婉轉，不會道人短長、搬弄是非。原因很簡單，如果在自己家裡出言不遜，被傷及的鄰居，馬上會循聲而至、劍及履及。
　　因此，在茅草屋的世界里，顯然沒有言論自由的權利!

本文摘自《當法律遇上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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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經濟學與法學相遇，會衍生出什麼樣的學問呢？熊秉元教授在說明法律經濟學旨趣的同時，回顧了法律經濟學的發展史，介紹了法律經濟學的奠基人物的基本思想。
　　作者以平實、精確、有趣、深入淺出的文字，闡釋經濟行為、成本、效率等概念，建構一套嚴謹的經濟分析架構，並用於讨論契約、正義等法律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處理方式，顯示經濟學上的效率和司法學上的正義確有密切的關聯，及互相啟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