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大亨》 冷漠的創業者(2)

    SPP創建前的幾個月，紐約人道協會突然公佈了當時調查的驚人發現：上一年冬天，不少於1.5萬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也就是相當於城市人口1/7的人曾受到公共或者私人慈善機構的資助。歷史學家埃德溫•伯羅斯和邁克•華萊士曾生動地描述了SPP對上述數據做出的反應。與倫敦協會的傳統一脈相承，SPP聲稱它相信，“沒有原則的善行”只會讓情況更加糟糕。“對不值得救濟的窮人伸出援手不但增強了他們的依賴性，而且加重了人民的納稅負擔，侵蝕了整個社會的財富”，因此，“為了他們的利益，以及所有人的利益……SPP建議立即切斷對所有這些窮人的公共援助”。不久，紐約人道協會也宣佈了解散的意向，因為他們意識到，他們的善行“直接導致了公民中輕率魯莽、好逸惡勞、揮霍浪費等惡習的滋生，最後反而招致了貧困”。

    就這樣，“嚴厲的愛”大行其道，冷酷就等於仁慈，吝啬好過慷慨。而做到這些不但不花錢，還很容易。一些傳教士對SPP這種荒謬的邏輯提出了反驳，但大部分人則對該組織大唱贊歌，連上帝似乎也站在“自助者”的一邊。一代人之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應該允許強者繁榮發展，而不要為了落後的弱者壓制強者的利益。可是，查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到1859年才出版的，而在1817年，達爾文還只有8歲。不過，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種子早在赫伯特•斯賓塞（出生於1820年）身上就萌芽了。20世紀宣揚自私之美德的客觀主義思想大師艾茵•蘭德的哲學理論，實際上也幾乎和倫敦協會及紐約SPP的著名宣言如出一轍。

    但即便在SPP建立之前，康內留斯•範德比爾特也從來沒有加入過紐約人道協會，也沒有記錄表明，他曾在曼哈頓島或者史坦頓島上參加過任何高尚的慈善活動。而紐約的其他崇高人士，比如德高望重的約翰•雅各佈•阿斯塔和年輕的彼得•庫珀（在1817年和範德比爾特資產相當的一位企業家，比範德比爾特年長3歲）就對SPP進行了批判，並無視這種貪婪風氣，繼續從事他們的慈善事業，甚至在很多方面拓展著這項事業，以填補因同時代那些蛀蟲掠奪而產生的窟窿。但是範德比爾特不會參與這些活動，不過他也沒有加入SPP。若幹年後，當社會風氣轉變，慈善又變成一種時尚時，他仍然自行其道，不為所動。在人生的旅途中，就像在哈得孫河、在澤西海岸或者在長島海灣一樣，範德比爾特無論在順風順流還是在逆風逆流時，都完全能把握自己的方向，而他作為航標的那顆閃亮的星星就叫做範德比爾特。

    如果範德比爾特對結交同時代的其他新興企業家有一點點興趣，那他可能就會加入SPP，或者當時存在的其他兄弟組織和貿易組織，但是他沒有。對當時在曼哈頓盛極一時的一些高調的（因而聲望日益高漲的）宗教組織，如紐約傳道會（創建於1812年）、紐約水上傳教協會（創建於1817年），或者在水手中傳播福音的紐約協會（創建於1818年），他也從來沒有捐贈過任何東西。如果範德比爾特希望他這個在紐約碼頭白手起家的企業家能夠得到大家的尊重，並被認為是一位紳士，那麼，無論他對捐贈舉動多麼鄙視，也大多會高調地支援活躍在碼頭的這些宗教團體。但是，他沒有。其他單桅船、縱帆船和渡船的主人和範德比爾特一樣，無論紐約水上傳教協會，或者在水手中傳播福音的紐約協會如何努力感化，他們在碼頭上養成的惡習始終不改。不過，盡管如此，這些船主們多少還是顯示出了那麼一點良心。

    不管大家怎麼評價範德比爾特，他倒不是一個僞君子。他從不參與高尚事業，也從不僞裝自己。他就是活躍在港口和沿海的一個精明的多面手，一個厲害的競爭對手，一個工作狂，一個可靠的合作者，一個私生活放蕩的男人。範德比爾特自己很清楚，給他帶來財富的不是做好人或者良民的聲譽，絕對不是。他日漸積累的財富完全來自於他能夠以較低的價格為客戶及時運送貨物的信譽。那些把貨物託付給範德比爾特的農夫、採石工、制革工以及其他一些人一點也不在意他的個人習慣，不在意他對慈善事業的興趣，或者他靈魂的優劣。他們只關心他能夠承諾並做到穩定準時的服務，而且能打個大折扣。雖然他出了名的精明，從不讓別人從他身上讨到任何便宜，但同樣，他也信守諾言、遵守合同，盡其所能地兌現承諾。

本文摘自《範德比爾特的財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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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鍍金年代”，範德比爾特無疑是億萬富翁的代表之一。他是著名的航運、鐵路、金融巨頭，美國史上第三大富豪。本書詳盡描述了範德比爾特的商海縱橫以及事業上的冒險生涯。這位金融巨頭在商業上擁有超凡的直覺和神秘的天賦，依靠帆船航運起家，之後很快緊跟形勢轉入了蒸汽船和鐵路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