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巴掌拍不響

　　反腐敗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反腐敗一向被認為是政府的事，跟企業無關。這樣的看法有它的道理。如果政府不腐敗，企業絕不會主動搞腐敗。所以我國許多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中都不提反腐敗的事。

　　但是反過來看也是對的，如果企業堅決不搞腐敗，政府想腐敗也沒有人去響應，政府也腐敗不起來。可見反腐敗是兩方面的事，既是政府的事，也是企業的事。美國的法律禁止企業行賄，個別企業在中國搞腐敗，對中國政府行賄，觸犯了法律，被判有罪。相反，這些案件的中國涉案者至今還逍遙法外。由此可見兩國法制的巨大區別。

　　嚴格講，中國的企業很難抵制政府的腐敗，不得不隨勢順流，靠腐敗來生存，甚至謀取競爭中的優勢。企業行賄幾百萬上千萬經常有所耳聞，小則請客吃飯，都是司空見慣。這種廣泛性的社會腐敗現象，正在腐蝕我們的國家，它不但扭曲資源配置，降低社會的產出，還惡化了收入分配，有百害而無一利。在一些發達國家裡，官員接受服務對象的宴請是算貪污腐化，要被追究的。

　　要糾正我國這種廣泛性的腐敗，必須動員各種力量，民間的、政府的，甚至外國的，一起行動起來，展開聲勢浩大的反腐敗運動。這對企業是一個很高的要求，它遠比環境保護、按章繳稅難得多。因為賄賂政府官員能夠疏通辦事的障礙，降低和政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有時候還能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從單個的企業來看，行賄是能夠優化企業盈利能力的有效措施。但是從全社會來看，這是降低經濟效率，腐蝕道德標準的做法。企業如果不講社會責任，行賄是它的最優策略，但是如果要講社會責任，企業必須抵制任何方式的腐敗。

　　反腐敗的確是企業的一項社會責任，是責無旁貸的、別人不能替代的一項重大社會責任。企業不是不知道應該反腐敗，但是企業反腐敗的成本非常高。如果政府官員索賄，企業予以拒絕，企業要求政府辦的事很可能會被刁難，甚至連生存都會受威脅。再說，反腐敗也不是某一個企業的事，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見效。單獨一個企業冒很大的風險去做一件沒多大把握的事，確實太難了。這就是為什麼企業的反腐敗提不到日程上來的原因。

　　事情得從有可能做的做起，不管多麼微小，日積月累就能慢慢起作用。這個辦法就是企業要把反腐敗放在自己的社會責任上，要教育員工，遵守企業的道德，盡力不搞腐敗。企業的財務要透明，錢的去向要有交代，要把抵制腐敗寫在自己的員工守則上。大企業都有獨立董事，獨立董事要負起責任來，不許企業搞腐敗。按照他們的經驗，如果大多數企業聯合起來，展開聲勢浩大的運動，就能夠使企業的反腐敗形成一股力量，能夠極為有效地說明政府的反腐敗行動。例如，印度的企業聯合起來反腐敗，他們印制了兩萬多張面額為零的钞票，上面寫著“不許搞腐敗”，當政府官員索賄時就把這種钞票給他。企業聯合起來和單個企業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當企業聯合起來時，雙方的博弈形勢就起了變化，貪污分子就不敢那麼嚣張了。如果大家不行動，反腐敗就遙遙無期。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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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