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大分流的成因（1）

　　“自然的力量是偉大的，而且極富功效，但是制度或成長環境的功效要比自然偉大得多，並可以對出現問題的或不良自然條件進行修正、改變以及提高，使之成為良性”，英國人文學者理查-塔弗諾（RichardTaverner）在《智慧的花園》（GardenofWysdom）一書中如是寫道。塔弗諾的文字很好地總結了一個被人們很快普遍認同的觀點：廣義而言，決定現代歷史產物的是制度，而並非氣候、地理等自然力量，更不會是疾病爆發等因素。

　　為什麼自公元1500年之後，歐亞大陸西部的那些陷入常年爭戰的小國及其在新世界殖民地的發展要遠勝過其他文明呢？從16世紀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全球的生活水準出現了極大的分流，西方人的富裕程度遠超過“其他人”。近300年前，中國的人均財富占有量與北美相比可能還略勝一籌，可到了1978年，美國人卻比中國人平均富了22倍之多。歷史的大分流不僅出現在經濟層面，由此引發的壽命和健康的差異同樣不容忽視。以距今不久的1960年為例，中國人均壽命不過40歲出頭，而同期的美國已然達到70歲。西方人在科學領域佔據主導地位，在流行文化領域也同樣當仁不讓。在歷史上曾陸續出現過十餘個有形帝國，在鼎盛時期所占疆域占世界版圖陸地面積和世界總人口近3/5的水平，其經濟產量也占全球的3/4以上。令人震驚的是，在這些帝國紛紛退出歷史舞台之後，西方人仍在繼續統治著世界。將蘇聯稱作“東方”的自負理念是在“冷戰”期間提出的，實際上，這是統治亞洲大片土地的最後一個歐洲“帝國”。

　　西方人至多只占世界人口的1/5，卻在全球的物質和政治領域佔據優勢地位。這種全球性的不平衡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19世紀和20世紀的人種理論學家一般會認定這是因為歐洲人種的先天優勢使然，但是這種觀點似乎很難令人信服。公元500年時的人類基因庫與如今相比也的確沒什麼太大變化，而從那以後歐亞大陸的西端經歷了近千年的經濟相對停滯。同樣，歐洲的氣候、地形、自然資源在公元16世紀和6世紀期間也相差無幾，自然條件方面的原因可以排除。在整個歐洲的“黑暗時代”和中世紀時期，歐洲文明與同期的偉大東方帝國相比，並沒有明顯優勢。恕我冒昧，盡管思想家賈雷德-戴蒙德認為，地理及農業因素可以解釋歐亞大陸較世界其他地方更具優勢，但是這無法解釋在公元1500年之後，歐亞大陸西端的發展為何大大好過東端。

　　帝國主義也不可能是大分流理想的答案，因為在歐洲人遠渡重洋徵服世界之前，很多其他文明同樣也曾一度如此。引用“大分流”觀點的美國歷史學家肯尼思-彭慕蘭認為，這纯屬幸運使然。幸運的歐洲人誤打誤撞碰到了加勒比的所謂“鬼田”（ghostacres），這里很快便為大西洋城市居民提供了大量富含卡路里的蔗糖，而這些只能是大多數亞洲人的奢望而已。更加幸運的是，歐洲人還迅速獲取了大量煤炭儲量。這種觀點無法解釋為什麼中國人沒有像歐洲人那樣孜孜以求，去尋找海外殖民地“鬼田”；為什麼他們無法解決採煤技術難題，而英國人卻所向披靡。

　　我認為只有關註制度的作用，才能找到解釋大分流成因的最佳答案。例如，著名學者道格拉斯-諾斯、約翰-沃利斯和巴里-溫加斯特曾提出人類組織模式的兩個階段/模式。第一個階段稱為自然狀態或“有限權限模式”（limitedaccesspattern），具體特點如下：

　　經濟增長緩慢。

　　非國有組織數量較少。

　　政府規模小，施行中央集權，並且未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

　　社會人際關係由個人和王朝關係構成。

　　第二階段是“開放權限模式”（openaccesspattern），其特點如下：

　　經濟增速更快。

　　富裕而活躍的公民社會，各類組織機構層出不窮。

　　政府規模更大，並施行分權制。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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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