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的觀念（2）

　　起初，科學僅僅是在知識分子階層內部影響人們對社會變遷的思考方式。以英國為例，1660年，在克里斯託弗-雷恩的一次講課後，格雷欣學院正式成立了皇家學會。成立皇家學會這一設想來自17世紀4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會議。當時，一些自然哲學家常常聚在一起探讨弗朗西斯-培根的思想，培根因其有影響力的科學哲學論文而聞名於世。直至今日，英國皇家學會依然是一所傑出的“旨在促進科學發展的獨立科學學會”。就在同一時期或稍晚些時候，類似的機構在其他西歐國家也得到發展，其中有許多至今依然蓬勃發展。隨著研究領域的不斷擴大，這些機構在促進科學實踐、技術變革和政策落實等方面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科學的興起和科學思維方法的傳播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如果不是因為同時出現的其他一些變革，僅靠單方面的力量，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才能影響人類的世界觀。另有一項因素對於進步觀念的發展起到了同等重要，抑或更為顯著的作用。當時，西歐某些國家的人們感受到了生活中一些積極的變化。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生活可能比父輩們好些，而孩子們的生活可能比他們更好。漸漸地，這樣的思想開始萌芽，認為下一代生活較之上一代的改善可能是某種更大變化過程的一部分，這種變化即被稱為進步。

　　在波拉德看來，科學的興起和人們對生活水平提高的切身感受這兩股力量，仍不足以解釋進步觀念被廣泛接受的原因。他認為科學的興起並非獨立事件，而是伴隨著企業意識、早期資本主義和新技術的逐漸發展而產生的，所有這些共同為人們接受進步觀念提供了思想準備：“包括培根、拉伯雷、勒魯瓦和博丹在內的一些人，當他們觀察到指南針、印刷術、火藥以及當時資本主義擴張所帶來的其他副產品的有形軌迹時，這批人對進步觀念便有了最初的認識。”

　　在論述進步觀念的過程中，波拉德還指出，就啟蒙運動所主導的18世紀而言，人們在英國內戰後和歐洲大陸革命前關於進步的讨論範畴也存在著顯著的不同。17世紀後期，隨著英國議會制對君主制的勝利，英國哲學家們逐漸接受了這種新社會的基本框架。他們將註意力高度集中於經濟增長，並將其等同於進步。首先，他們接受了現有的社會體系，接著，他們便想知道這個體系是如何運轉的，以及怎樣才能使它運轉得更快。以亞當-斯密為首的英國政治經濟學的興起，便是這一現象的有力佐證：

　　在亞當-斯密的帶領下，我們來到了十字路口。統一的社會哲學體系自此瓦解。英國政治經濟學（後來發展為經濟學）走上了屬於自己的道路，在日益僵化的社會框架內，以更加熟練的技術操縱著日趨複雜的變量……與歷史的關聯已不复存在。

　　波拉德比較了英國人和伏爾泰對待政治經濟學和進步的觀念。伏爾泰是“啟蒙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個人”。與其他許多哲學家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對於進步的觀點一樣，伏爾泰強調社會結構的變革是社會經濟持續進步的前提。18世紀英國與歐洲大陸作家的不同預示了20世紀增長和發展的區別。今天，“增長”被定義為在既定制度框架內經濟產值的增加，而“發展”則是指在更為寬泛的制度變革的前提下經濟產值的持續增加。“由於經濟機遇的實現同樣也依賴於政治自由，‘發展’一詞越來越傾向於包含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兩方面的概念。”

本文摘自《不依賴增長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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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兩個世紀以來，經濟增長被廣泛認為是治療現代社會各種主要經濟疾病的靈丹妙藥，包括貧窮、失業、污染、環境惡化等。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之一的GDP也越來越多地被人提及。我們不僅認為經濟增長有好處，而且幾乎認為是必需的——增長提升了億萬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長為解決我們所遇到的一切問題提供了資金來源，然而，經濟增長果真越快越好嗎？換言之，GDP果真越高越好嗎？對一些強調經濟增長的國家而言，將經濟高速發展作為首要選擇能給人民帶來最大的利益嗎？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經濟增長無法成為全世界長遠選擇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