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舊瓶裝新酒

　　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於1987年發佈了一份名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即著名的《佈倫特蘭報告》，其中對可持續發展理念作了倡導和推廣。之後，各國政府開始努力推行可持續發展政策。然而人們普遍認為，該政策與先前的目標並無二致，即未能從根本上與經濟增長這一首要目標脫鈎。《佈倫特蘭報告》里沒有對可持續發展做出絕對明確的定義，這使政府、商界以及其他方面有可能在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同時不影響其對經濟增長的堅持。現在，對於可持續發展存在著多種定義和解釋，可以滿足各方面的需要，其中一些非常強調經濟增長。《佈倫特蘭報告》發表僅兩年後，佩澤就從資料中找出了60多條關於可持續的定義，其中單是來自《佈倫特蘭報告》的就有6條。

　　在《佈倫特蘭報告》發表20年後再來回顧它的影響，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吉姆-麥克尼爾這樣評論道："我從沒想到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會有如此多的解釋……當然，其中許多解釋純粹是為自我服務的。時至今日，我已經見怪不怪了，但是一些政府和企業在其立法和政策中所謂的“可持續發展”，卻依然令我震驚不已。只有在奧威爾筆下的“矮胖子”世界里，才可能見到某些人想要的那種解釋……1987年的時候，我們認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已經足夠明確了。我們從倫理學、社會學、生態學等方面分別作了定義……然而，只有一種定義脫穎而出，且該定義的存在使其他所有的解釋都遺憾地遭到排除。這一定義強調了代際公平的需要……“可持續發展應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和願望，但不得損害後代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

　　經濟增長與《佈倫特蘭報告》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相吻合，具體可表現在哪些方面呢？很明顯，報告並沒有將經濟增長一竿子打死。“我們能夠預見到一個經濟增長的新時期，前提是存在一批保障和擴大環境資源基础的政策。”公平地說，委員會主要關註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前途和機遇，以及各種環境因素對其未來的威脅，這在報告中已作了全面探讨。盡管如此，委員會不曾考慮到，如果發展中國家沒有遇到那些追求自身經濟增長的富裕國家的激烈競爭，其發展之路是否會好走一些。

　　在對比可持續發展的傳統和非傳統定義時，戴維-科滕認為，對可持續發展的傳統理解是“實現持續經濟增長，以滿足人民需要、改善生活水平和提供資金來源，從而使環境保護成為可能”。換句話說，科滕認為持續的經濟增長是傳統意義上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素，對於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而言皆是如此。

　　對於可持續發展的傳統理解，加拿大財政部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在無害環境的政策和實踐基础上的長期可持續經濟增長。本地、國家和國際層面上的環境退化都將損害經濟持續發展的前景”。顯然，財政部認為可持續發展就是指經濟長期持續增長，而環境退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有礙於經濟增長。至於可持續發展是否在任何有意義的方面取代了對經濟增長的追求，財政部心裡是再清楚不過了：當然沒有。

　　盡管政府和私營部門的一些高層人士紛紛表示將在決策中平衡經濟、社會和環境因素，但並沒有多少能落到實處。因此，經濟增長仍然是所有其他政策目標的評判依據。在政府內部，財政幾乎總是優先於環境。這就是為何環境部長總感覺要比財政部長地位低一些，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安大略省財政部可以從劃時代的安大略《環境權利法案》立法過程中抽身而去。同樣，每當政府決定削減預算時，總是首先拿環境部門開刀。20世紀90年代中期，加拿大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就曾做過類似的事，其他許多國家也紛紛效仿。

　　當然，人們對於可持續發展（有時也稱可持續性）的全部熱忱，並不都是經濟增長的掩飾。依然有很多人認為，可持續發展重新定義了社會目標，至少保證環境和社會因素能與經濟利益平起平坐。經濟、環境和社會發展的“三重底線”，以及“利益相關者價值”（非“股東價值”）等理念，受到了許多商業學者和作家的青睞，由此開啟了一條更為寬闊的道路。當三重底線的三要素都指著同一個方向時，當利益相關者與股東目標一致時，我們的前途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如果經濟利益與環境和社會發展發生沖突，或者股東和利益相關者的權益相抵觸，那又將出現怎樣的情況呢？我們很難抗拒經濟需要，而經濟需要通常也具有決定權。

本文摘自《不依賴增長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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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兩個世紀以來，經濟增長被廣泛認為是治療現代社會各種主要經濟疾病的靈丹妙藥，包括貧窮、失業、污染、環境惡化等。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之一的GDP也越來越多地被人提及。我們不僅認為經濟增長有好處，而且幾乎認為是必需的——增長提升了億萬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長為解決我們所遇到的一切問題提供了資金來源，然而，經濟增長果真越快越好嗎？換言之，GDP果真越高越好嗎？對一些強調經濟增長的國家而言，將經濟高速發展作為首要選擇能給人民帶來最大的利益嗎？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經濟增長無法成為全世界長遠選擇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