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實證主義的創造性（1）

　　1994年，當時的英特爾公司首席執行官安迪-格魯夫進行了一次常規血檢，但檢查的結果卻讓人感到擔憂：PSa（前列腺特異抗原）指標為5，這表明在他的前列腺內可能存在一個方糖大小的腫瘤。醫生建議格魯夫首先去看泌尿科醫生。大多數人會按照這一建議去做，但這並不是安迪-格魯夫的做法。相反，他開始閱讀醫學科學家為醫學科學家撰寫的科研論文。格魯夫對文中數據進行了深入研究。PSa檢測結果真正表明的是什麼？這種生物化學的工作原理是什麼？前列腺癌的統計數據是多少？各種治療方式的優缺點是什麼？此外，他還決定對“測試結果進行測試”，以確定所閱讀文獻中的數據是否可靠。同時，為確定實驗室的檢測變化度，他還將血液樣本送到不同的實驗室。在做完所有這一切之後，格魯夫才聯繫了泌尿科醫生。

　　但即便如此，格魯夫也沒有按照醫生的建議來制訂治療計劃。在進行了核磁共振檢查和骨掃描之後，他對治療方案進行了更為廣泛的研究，直接透過第一手資料尋找原始數據。他按照一本前列腺癌參考書的文獻目錄對所引述的論文進行了搜集，並逐一閱讀；然後，他又對該書出版後6到9個月內發表的科學文獻進行了搜集，並從這些出版物中獲得了更多的引述論文。在白天，格魯夫仍是公司兢兢業業的首席執行官，而在晚上，他則對各種治療方案進行研究，繪制數據圖表，參照不同的研究結果，試圖弄清楚所有的問題。他通過研究發現，醫療界對於各種癌症的治療方案存在激烈爭論。格魯夫最終意識到，他必須要繪制自己的決策樹，確立自己的概率方程，並確定基於自己所搜集數據和邏輯結論的治療方案。“作為病人，你的生命和健康依賴於一種一致意見。”他後來在《財富》雜志撰文表示，“我意識到我必須要自己做一些跨學科的研究工作。”

　　活組織切片檢查表明格魯夫體記憶體在一個中等程度的惡性腫瘤。之後，他又把精力放在了接下來的治療方案上。通常而言，癌症治療涉及一個不同的組合方案——切除（外科手術）、灼燒（放射療法）或以毒攻毒（化學療法）；而每一種選擇都有不同的副作用、不同的結果和不同的生存概率。此外，醫生對某一特定治療方案通常也都有著自己的偏見，這主要是受其專業的影響（在锤子眼中，它所看到的一切都像是釘子）。對於傳統手術療法、冷凍手術療法、體外放射療法、種子療法、高劑量率放射療法和綜合療法，各有各的支援者。傳統觀念傾向於手術治療，但基於自己所搜集的證據，格魯夫卻選擇了另外一種不同的療法（綜合放射療法）。後來，格魯夫回憶說：“我決定按照自己的牌賭一下。”

　　現在，你或許會想：“天哪，這是一個多麼傲慢的傻瓜！他竟然挑戰整個醫療機構，他以為他是誰啊？”但換一種思維方式：格魯夫發現醫療機構本身就處於極不穩定狀態，而醫生之間也存在著不同意見。隨著技術的迅速發展，這種不穩定狀態和分歧也顯得越來越明顯。假設格魯夫摔斷了一條胳膊，如果不存在治療上的不確定性，如果不存在死亡風險的情況，那麼他不會花費數百個小時來繪制數據圖表。但由於面臨嚴重的後果以及嚴重的不確定性，格魯夫選擇了所有10倍速領導者所選擇的方案，直接轉向實證證據。

　　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在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大多數人會轉而求助於其他人——權威人物、同行、群體規範，以期從他們那里獲得前行的基本提示。而與之相對，在不確定的環境中，10倍速領導者則不會按照傳統經驗設定他們的前行路線，也不會因循其他的做法，亦不會盲目聽從權威人物和專家的建議。他們首先求助於實證證據。

　　在這里，重要的並不是為了保持對立和獨立而刻意地保持對立和獨立。重要的是通過實證來夯實這種思想上的獨立，來確認這種創造性的本能。這里的“實證”，是指依賴直接觀察、開展實用實驗和（或）直接接觸證據，而不是依賴於某種觀點、突發奇想、傳統智慧、權威人物或未經檢驗的概念。這種基於實證主義的基石可以讓10倍速領導者採取大膽且具有創造性的舉措，而且風險可控。就自己的癌症治療方案而言，安迪-格魯夫採取的方法可以說是不同尋常的，甚至是具有創造性的，但這與他所掌握的證據及其缜密的思維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摘自《選擇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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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卓越》不同於柯林斯先前的著作，這是因為它的關註重點不僅僅在業績表現上，還在時下領導者所面臨的不穩定的環境類型上。基於超過20人的研究團隊，柯林斯和漢森對那些在充滿巨大力量和急劇變革——這都是領導者所無法預測或控制的——的環境中取得卓越成就的公司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頗具爭議性，亦讓人感到吃驚。比如，最優秀的領導者並不比對比組公司的領導者更具冒險精神、更具遠見或更具創造性；他們更恪守紀律，更註重實證驗證，更為焦慮。
　　在一個混亂的、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創新本身並不是一張王牌，更重要的是適度創新的能力和將創造性與紀律相結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