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全球前景的預測

　　對於市場體系可能已經陷入困境的說法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開始流行。金融體系的崩潰已經催生了源源不斷的文章、書籍和會議，呼籲重新看待資本主義。在很多情況下，這個"新"觀點著重於政府更廣泛的作用。商業領袖們也很關註這點，但並不是因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而是源於對危機的預測，他們普遍對造成金融崩潰的力量感到擔憂，同時為未來二三十年內全球體系如何發展而擔憂。我們在本章關註的是，如果市場體系繼續大致保持近幾年的運行方式，那麼它會是什麼樣子。

　　20世紀後50年是全球大範圍經濟空前繁榮的重要階段，我們就從對它的解讀開始。在20世紀前50年錯過了經濟發展的擁有龐大人口數量的國家，如中國和印度，在20世紀快結束時開始了快速的經濟發展。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1成員的國民按照歷史標準衡量變得更富裕時，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21975～2002年，全世界有超過97%的國家都增加了財富，而且幾乎半數國家的年均GDP增長率都在3%以上。

　　這些進展的取得並非妄言。歐佩克（OPEC）從1973年開始提高油價，無異於向世界經濟徵收了重稅，使世界經濟增長緩慢。但是到1982年，隨著西方國家對稅費的吸收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熟經濟體的增長率穩定了下來，發展中國家的增長率開始提升。盡管一些地區在這種增長中的獲益比其他地區高，但是全球大量人口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提升。據世界銀行估算，自1980年以來，全球收入翻了一番；1990年以來，有超過4.5億的人口擺脫了極度貧困。4

　　這種進步歸因於幾個主要方面，但是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後領導重建的領導者們的國際主義思想。二戰後，以前的殖民地變成了國家，這些國家通過一系列史無前例的協定和機構來處理它們之間的關係。面對戰爭造成的讓人觸目驚心的破壞，主要國家的領導人力求建立一個防止此類事再次發生的組織。聯合國、佈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還有後來的歐洲共同體（之後成為歐盟）都被創建起來，它們崇尚人權、民主、貨幣穩定和市場開放，並以此作為指導國家政策發展的規則。

　　二戰後，美國及其盟友竭盡所能地支援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國家投資於教育和技術勞動力，其結果就是戰後30年，德國和日本成為了政治自由化的經濟強國。它們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成功為20世紀80年代的東亞"虎"（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和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大陸、印度及巴西提供了範式。

　　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解體使更多國家融入了市場體系之中。世界各國自由的政治制度和開放的經濟體系以及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推動了全球經濟增長。中國不斷深化改革，並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員。以前在全世界範圍內無法解決的問題突然變得可駕馭了。南非放棄了種族隔離制度，拉美國家也更加民主了。

　　科技和管理的改變促進與催化了以上體系的改變。快捷的運輸和良好的通信打破了政治與經濟壁壘，讓生產企業的效率更高；反過來，新的管理結構也開發和利用了新的科學技術。許多大公司採用了有利於大規模增長的產品分化模式。這些公司在許多國家都和政府支援的基础研究中心合作。這種運營安排使大型全球化企業的發展建立在從發展中國家採購、利用高效的物流網路和低成本資金的基础之上。在國家層面，促進迅速轉化、應用新技術和資本相對自由流動的政策得以實行。在國際層面，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減少了。

　　在這個複雜的局面下，許多力量在國際、國家和公司間發揮作用，帶來了空前廣泛的共同增長時期，這種增長受益於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對市場資本主義或多或少的採用。可是現在的實際問題是，這個體系在未來是否能夠繼續以同樣速度創造財富。概括地說，全球經濟和推動其發展的市場體系的長遠前景是什麼？

本文摘自《企業在經濟中的角色》

---

　　 全球經濟、政治乃至社會的動蕩暴露出了未來的一種不確定性，人們逐漸聚焦於那些潛在的風險：舊的國際金融體系及國際組織與新的世界格局之間的不匹配、貧富差距過於懸殊、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環境惡化、恐怖主義等。 在這種時刻，始終關註企業發展的哈佛商學院率先探讨了企業在當前經濟中所應扮演的角色，提出企業對改變世界將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所代表的商業力量將為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找到解決途經。《企業在經濟中的角色》觀點作為一種探讨，將為研究當下世界變化的人提供參考。